日僧事件

日僧事件，又称日本人僧侣袭击事件，狭义上指1932年1月18日发生在中华民国上海市的一起针对日本僧人的攻击事件，广义上可指1月18日攻击日僧事件之后在上海市引发的一系列中日冲突。

根据远东军事法庭认定，该事件是由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授意田中隆吉与其情妇川岛芳子具体策划，旨在通过制造事端激化中日矛盾，为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提供借口，以转移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的注意力。亦有说法认为事件源自九一八事件导致的中国反日情绪、纯属偶发事件等。

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地区，不仅引起了国际联盟的关注，也在中国各地激起了强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上海作为当时远东的金融与商业中心，市民抵制日货、抗议日本侵略的情绪高涨。

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三友实业社，是中国一家民族资本企业，其主要生产三角牌毛巾。该厂被认为是抗日运动的基地之一，厂内职工抗日情绪尤为激烈，自组“抗日义勇军”，因而被日本方面视为眼中钉。

根据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调查及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由于日本方面發動了九一八事变，为了转移国际视线、掩护满洲国的建立，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要求田中隆吉前往上海，密谋制造一起“严重事件”，以便日军有理由在上海采取军事行动。

事件的策划过程如下：田中隆吉接到关东军指令后，与其情妇川岛芳子商议；川岛芳子利用金钱收买一批无业游民和流氓，让他们混充为三友实业社的工人；而田中隆吉则选中了日莲宗的僧侣作为袭击目标，因为日莲宗僧侣常于街头敲击团扇太鼓、高声念经，这种行为被认为容易引起上海市民的反感和围观，便于制造冲突。

开端
1932年1月18日，在田中隆吉助手憲兵大尉重藤千春煽動下，天崎天山（一作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後藤芳平、黑岩淺次郎、藤村國吉舉行宗教儀式“寒中修行”，按照预定路线行进至杨树浦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总厂门前。

此时，潜伏在附近的数十名被雇佣的暴徒（日方认为是毛巾厂内的抗日义勇军成员或反日市民）突然冲出，对五人进行围殴，日僧三人被毆傷，一人此后傷重身亡。

高潮
1月19日，日本外交官村井仓松就「日僧事件」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强烈抗議，并于1月21日列出四项强硬要求：上海市长对日僧事件公开道歉、逮捕并严惩加害者、向被害者支付抚恤金和医药费、立即取缔并解散上海一切抗日团体及排日运动。根据田中隆吉在法庭上的供词。

当日下午1时，约千余名日侨在田中隆吉的鼓动下，以“日僧事件”为借口于公共租界蓬路的日侨俱乐部召开第四次侨民大会。会议通过决议，声称“吁请帝国陆海军立即增兵，并要求驻上海的帝国官府（总领事及海军陆战队）采取强硬手段。”会后，日侨前往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游行请愿，陆战队指挥官鮫島具重向侨民承诺：“为在万一情况下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和行使自卫权，我方决心采取果断措施。且现有兵力不足，已准备随时增兵。”散会后，日侨在虬江路和北四路一带滋事，沿途殴打行人、撕毁标语并捣毁多家商铺。

田中隆吉见事态已趋激化，遂加紧活动：一方面向日本公使馆及“支那派遣军”游说出兵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持枪胁迫三井物产上海分公司负责人致电东京三井财阀主事团琢磨，促其推动日军出动。

随着上海局势的恶化，蒋介石谈到对日方针时曾表示要“作最大努力之抵抗”，但私下仍认为“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吴铁城压制上海各界抗日情绪。

1月24日，在日僧事件中重伤的水上秀雄在医院不治身亡。这一消息被日本媒体大肆渲染，进一步激化了在沪日本侨民的暴动情绪。日侨在文监师路（今塘沽路）上海日本居留民团门前，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并惩办凶手，赔偿损失。

在吴铁城做出答复之前，日本海军陆战队已经从浦东登陆。尽管为了避免战端，上海市长吴铁城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指示下，于1月28日全部接受了日方的要求，并下令解散抗日团体。然而，已经集结完毕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并未因此停止行动。1月28日深夜11时30分，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命令日军兵分三路向闸北发起进攻，一·二八事变由此正式爆发。

审判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田中隆吉对于日僧事件作出證言：他是受板垣征四郎及关东军高级参谋花谷正委托，以“为转移列国对满洲独立的关注，必须在上海生事”为由，接受2万日元资金策划了此次假旗行动，實際執行則委託憲兵上校重藤憲史與田中之情婦、前清皇族川島芳子，雇用暴徒攻擊在上海的日蓮宗僧侶，煽动日本僑民情緒製造混亂。他供述称，通过牺牲本国侨民的性命来制造开战借口，是旧日本军为掩盖在亚洲侵略行径的一贯伎俩。

参见
*虹桥机场事件
*虹口公园爆炸案

参考文献
出处
书目
*「明治・大正・昭和・平成　事件・犯罪大辞典」、東京法経学院出版、2002年

• 黒井文太郎：「謀略の昭和裏面史」、宝島社文庫、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