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莎·盧森堡（；；）是波兰—德国社会主义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家，德國共產黨创始人之一。
1871年3月5日，卢森堡出生於俄羅斯佔領下的波蘭扎莫希奇的一个猶太人家庭。她原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理論家。1898年，移居德國柏林，並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黨內的重要社会主义理論家。
1914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進行全國總動員，向俄羅斯宣戰；同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帝國議會表決支持战争拨款。前后一系列连锁反应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正式开始和第二国际的分裂，過去10年內包括羅莎·盧森堡在内的西欧各国左翼力量努力避免戰爭爆發的所有舉措付諸東流。為求轉機，羅莎·盧森堡在戰爭開始前曾公開號招群眾拒絕服兵役，而被法院視為叛國、判處1年有期徒刑。
德国社会民主党宣布支持德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1915年她和卡爾·李卜克內西等党内左翼人士合作成立馬克思主義革命團體“斯巴達克同盟”，與黨內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為代表的右傾勢力對立。并因公开宣传反战主张于1915年—1918年被多次關押。1918年11月，在德国十一月革命期间，她创办了《紅旗報》作为斯巴达克同盟的机关报。該組織后联合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于1918年12月30日建立德國共產黨，《紅旗報》随后成为共产党的机关报。
羅莎·盧森堡起草了德國共產黨黨綱。她认为1919年1月柏林的斯巴達克起義是在各方-{面}-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展开的，因此是一个错误，但起义开始后她还是加以支持并亲自参与。当起义被自由军团（魏玛政权的右翼敢死队，由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组成）镇压时，盧森堡、李卜克內西與其他數百位支持者被逮捕，遭到嚴刑拷打並被殺害。
由於羅莎·盧森堡認為无产阶级若不掌握國家政權，就無法彻底变革社会，同時批判列宁主义者及較溫和的社會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派系），因此在左翼政治界及學術界中不是所有人都認同羅莎·盧森堡。儘管如此，戰後東德政府仍然普遍將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視為共產主義事業的殉道者。德国联邦宪法维护厅的資料聲稱，對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的紀念仍然是德國左翼每年的傳統活動。
羅莎·盧森堡對弗拉基米尔·列宁發起的俄國革命表示支持，但對列寧的某些想法、意見表示不贊同，对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及俄国内战中的一些措施表示遗憾，她在書信中寫下她對俄國革命的想法，並成為她流傳後世最著名的一句話。“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就算他们的人数很多——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这不是由于对‘正义’的狂热，而是因为政治自由的一切振奋人心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同这一本质相联系，如果‘自由’成了特权，这一切就不起作用了。”。
罗莎天资聪慧，在使用波兰语和德语同家人交流的同时，还自学了俄语和法语。
1873年举家迁至波兰的華沙，五岁时患上髋关节的疾病，需长期卧床，此后终生跛足。
1884－1887年就读于华沙的一间女子文理中学，这是一所很少接纳波兰学生的中学，而接纳犹太裔学生对于这所学校而言则更是特例，在校内学生们被要求只能用俄语交流，但罗莎很快加入了研究波兰诗人及作家作品的地下社团，当时俄罗斯帝国正在推行针对波兰人的同化政策，因此这种研究被禁止。1886年，她加入四年前成立的波兰左翼政党无产阶级党，参与组织领导罢工；罢工失败后该党四位领导人被处死，该党被迫解散，包括卢森堡在内的幸存党员转入地下组织。1887年，通过高中毕业考试。由于沙俄警方的通缉，她不得不前往乡下避难，并在一座贵族庄园里担任私人教师，最终于1889年为逃避拘捕经由“绿色边境”前往瑞士，就读于苏黎世大学，主修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数学，研究中世纪历史及经济和证券危机。1897年春发表博士论文《论波兰的工业发展》，被授予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该论文于1898年由莱比锡的出版社发行。她是世界上第一批获得该学位的女性之一，更是第一位获得该学位的波兰女性。
彼时，瑞士是俄国及波兰流亡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活动中心，出于加强对波兰及俄国的社会主义宣传的需要，卢森堡和列奥·约基希斯筹划在国外建立出版机构。为了获得更多俄国流亡者的支持，由约基希斯出面向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提议合办出版机构并由约基希斯领导。但遭到普列汉诺夫的拒绝。围绕卢森堡和约基希斯，一批波兰社会主义流亡者开始筹建一个独立于波兰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政党。1893年年初，卢森堡主持了新生的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党章的编写工作，并成为新政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年七月又与约基希斯和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在巴黎创办了党刊《工人事业》。该刊物明确反对波兰社会党的民族政策，认为俄属波兰需要走德国、奥地利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她认为，应与全俄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资本主义与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并认为波兰独立没有现实基础，在波兰独立问题上持反对立场。
1893年，第二国际在苏黎世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卢森堡作为《工人事业》刊物的代表出席大会，然而其代表权受到以波兰社会党人为主导的波兰代表团的攻击，卢森堡在会场据理力争，但波兰代表团仍旧通过投票否决了卢森堡的代表权。《工人事业》只能另派马尔赫列夫斯基出席大会。波兰代表团的反对建立在两党对民族问题的不同立场，这一问题此后随两党的发展和各自主张的逐步加强，日益成为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矛盾。尽管如此，但在1896年的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卢森堡依然以波兹南地区波兰社会主义者的身份成功与会，并就波兰问题发表了演说。
对德属波兰地区同化政策的小册子《保卫民族性》1900年在波兹南出版]]她反对社会主义理论下的民族自决权，因此与弗拉基米尔·列宁产生了理论分歧。她还与列奥·约基希斯共同创办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尽管成年时大多生活在德国，但青年时期的卢森堡主要在波兰活动，与约基希斯共同领导组织波兰社会民主党，是该党的主要理论家。与此同时，她对波兰文化依旧充满兴趣，她喜欢阅读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诗作，强烈反对德意志帝国对德属波兰地区以及俄罗斯帝国对俄属波兰地区的同化政策，并于1893年和1900年先后出版了两本宣传小册子。
德国时期
初到德国
1898年5月，卢森堡为取得德国国籍嫁给古斯塔夫·吕贝克并搬到柏林，他们从未同居，并于五年后正式离婚。卢森堡不喜欢柏林的中产阶级文化，认为这会扼杀革命。
此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经过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案下的斗争和数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第二国际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并成为德国政坛与社会之中一个庞大的“独立王国"。卢森堡在党内的第一个任务是受中央指派前往上西里西亚从事国会竞选活动，尽管因长期不受重视，导致社会民主党在当地的波兰工人中影响力较弱，但卢森堡仍成功完成了任务。此后她被安排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妇女工作部，在那里她遇到了一生的挚友——克拉拉·蔡特金，并成为党内激进左翼的一员，这一派坚定的认为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够实现工人阶级及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其他一切被压迫者的解放。但卢森堡及其激进左翼的同僚在盛行改良主义和强调合法斗争的党内并不受欢迎。
卢森堡依旧认可自己波兰人的身份，她对德国的生活感到不适应，认为定居德国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并在她用波兰语写就的私人信件中表达她对当时德国社会文化的些许不满。但与此同时，她热衷于阅读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作品，对德国文学表示欣赏。不过，她依然更喜欢瑞士而非柏林，且非常想念家乡波兰的语言与文化。
展露锋芒
从1896年到1898年，爱德华·伯恩斯坦发表了一系列标题为“社会主义的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导致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伯恩斯坦认为，在19世纪末期出现的诸如卡特尔和托拉斯等垄断资本诸形式和以信贷为代表的资本运转形式和不断发展的交通、通讯新形式有可能消除马克思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并使得阶级矛盾的缓和成为可能。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化，以及普选制和代议制民主的完善标志着暴力的、以颠覆和夺取政权为导向的阶级斗争基础的日趋消灭和温和的、资本主义体制内社会改良的可行性。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型中作为阶级专政机关的国家已经日益瓦解，社会民主党的中心任务应当转变为在现有国家体制内通过民主政治和逐步内部改良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党应当放弃革命夺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主张“运动就是一切”。彼时作为党内理论权威的卡尔·考茨基出于个人原因对这些观点不置一词，而作为党的领导人的奥古斯都·倍倍尔又无法组织有效的反击。卢森堡旋即以党内激进左翼的身份与以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并在1899年4月发行的宣传册《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点名批判伯恩斯坦。卢森堡对社会民主党奉行的改良主义的谴责使她当仁不让成为该党左翼的喉舌。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领域走向社会化的同时，其在分配方式上却越是使个人同生产的关系相脱离，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私有制越发稳固且具有排他性，这使得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通过渐进式改良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变得不可能。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掌权及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才能够解决资本与劳动间的对立冲突。她希望将修正主义者赶出社民党。尽管未能成功，但以卡尔·考茨基为首的党中央仍在党纲里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成分。
自1900年起，卢森堡在报章中刊登其对欧洲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论文。预见到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的她在论文中大力抨击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当年召开的社民党美因兹代表大会上，针对当时正在发生的八国联军之役，她批评了社民党的不作为，认为应当借此广泛宣传及动员群众反对当局推行沙文主义的所谓“世界政策”。在这期间，1904年7月，她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组织问题上的冲突撰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详细叙述了她对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方法的构想，并批评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理论是一种”极端集中主义观点“，认为”它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过程主要是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
1905年革命
日俄战争失败后，俄国国内矛盾空前激化，1905年1月22日，“血腥星期日”事件发生，引爆各地一连串大规模的罢工、起义浪潮，是为1905年俄国革命。卢森堡不顾波兰、德国两地同志的建议，冒着被沙俄军警逮捕的风险，使用德国朋友的护照前往华沙参加革命，俄属波兰是当时的革命中心之一，她于 12 月 30 日抵达华沙，并与一个月前抵达的列奥·约基希斯会合，两人共同为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秘密出版物撰稿，由于被当局在党内招募的内奸出卖，两人于1906年3月4日被沙俄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人员逮捕，被辗转送至多个监狱关押，她被监禁期间仍继续秘密为秘密出版物撰稿，作品经由秘密渠道被偷运出监狱，在其亲戚贿赂了两名军官后，她于1906年6月28日因健康原因暂时获得保释，此后又将其与1910年德国选举权斗争的经验相结合，先后写出了《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1910）和《再论群众和领袖》（1911）两篇文章，形成了卢森堡主义中有关于党、工会和群众关系的重要思想。
走向战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卢森堡对于欧洲可能将要爆发一场如恩格斯所言的“世界战争”的认识越发清晰，特别是整个第二国际内的风气对于制止战争的潜在阻碍更令她感到不安。她希望发动工人开展总罢工，阻止将要发生的战争，但被以考茨基为首的社民党高层拒绝。1910年，围绕选举权斗争一事上的路线问题，卢森堡同考茨基展开公开论战并最终决裂。当局也将她视作危险分子，仅在1904年和1906年间，她便因政治活动而被三次关押。1907年，她出席于伦敦举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再次遇见列宁。随后在斯图加特的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她提出的决议“欧洲所有工人政党应团结一心阻止战争”获得通过。
此后卢森堡在社民党柏林中央党校积极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期间她曾经的学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当选德国社民党主席。此后她将课程讲义稿以《“国民经济学”入门》为名出版，此书同她于1913年出版的《资本积累论》共同构建起了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独特理论构想
1912年卢森堡写作《妇女选举权和阶级斗争》一文，深入阐述其在女权问题上的思考，同年其代表社民党前往巴塞尔出席第二国际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次年，她在某个大型会议中宣称：“如果他们认为我们打算搞内讧，那么我们就大喊：‘我们不会这样干！’”
大战之中
正当她在与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着手准备总罢工时，1914年，巴尔干地区民族危机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社会民主党宣布支持当局的战争预算，同意与帝国政府休战，并承诺在战争中避免任何罢工活动。不久饶勒斯遇刺，包括法国社会主义者在内，第二国际的多数政党同各所在国政府合作，支持这场战争，大罢工宣告流产，第二国际陷入分裂和停摆状态。为了反击修正主义者，制止战争，卢森堡在法兰克福发动反战游行，呼吁民众拒绝服从兵役和命令。这让她因“煽动对当局的法律和秩序的不服从”被关押一年。由于她自1899年起就开始与之對抗的修正主义者占据了绝对优势，卢森堡甚至一度考虑自杀，试图引领德国无产阶级开展反战总罢工，最终导致其与李卜克内西于1916年6月被关押两年半。在关押期间她先后被转移至波森（今波兹南）和布雷斯劳（今弗罗茨瓦夫）。
在监狱内卢森堡依旧笔耕不辍，写就多篇文章及著作，其中包括写于1915年的《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和同年写成的《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后者于1916年6月发表，详细阐述了卢森堡对世界大战和第二国际分裂所持的立场和分析，以及左翼战时应当起到的作用
1917年，斯巴达克同盟开始隶属于反战主义者、前社民党成员胡戈·哈泽创建的独立社会民主党。这一时期，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在战争中陷入越发不利的境地，以“芜菁之冬”为代表的后方生活物资严重短缺使人民对当局的不满持续升高，布尔什维克也开始进一步策动西欧各国特别是德国的革命，以使得苏俄政权能够摆脱孤立与严重困难的处境并促进国际革命力量的联合，实现世界革命目标，布尔什维克在柏林的特使开始秘密地为德国革命者购买武器，支持他们发动反对当局的起义。卢森堡在监狱里敏锐的察觉到了德意志帝国正在崩溃，革命逐渐兴起，这种乐观在她对外的书信中不断的流露出来
德国革命时期
1918年11月，基尔水兵起义标志着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工人与士兵委员会在全德各地掌权，威廉二世皇帝被迫退位逃亡荷兰，魏玛共和国成立，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上台执政。新生的共和国处于空前的政治动荡之中，虽然独立社民党和社民党大部分党员支持工人委员会，但以弗雷德里希·艾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为首的社民党领导者则担心革命会像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那样，使政体演变成苏维埃制。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主流派也不认可左翼的革命方案，两党在“恢复秩序”和召开制宪会议等问题上越发靠近，左翼的处境开始变得艰难。11月8日，卢森堡从布雷斯劳的监狱中被释放。翌日，在柏林，菲利普·谢德曼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先后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和“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随后他和卢森堡重组斯巴达克同盟，发行《红旗报》作为机关报，要求大赦所有政治犯并废除死刑。1918年12月14日，两人共同出版斯巴达克同盟新方案。
不久苏俄特使和军事顾问卡尔·拉狄克抵达，在他的参与下，1918年12月29-31日，两人代表斯巴达克同盟，参加与独立社会主义者和德国国际共产主义者的联合大会。
在31日的会议上，她做出了如下发言：“......七十年的大资本的发展已足够使我们前进得这样远，以致我们今天可以认真地着手去消灭资本主义了。不仅如此：我们今天不仅有能力解决这一任务，它不仅是我们对无产阶级负有的职责，而且这一任务的解决在今天根本就是挽救人类社会使它还能存在下去的唯一出路。”
卢森堡还认为必须通过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并赋予给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方式，自下而上的挖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使公共权力不再分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使无产阶级学会行使权力，同时根据国际主义原则去支援俄国和欧洲其他地区的革命。这也为卢森堡的思想及支持者在其死后被不断排斥，以及整个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化埋下了伏笔。
1919年1月4日，政府罢免了左派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艾希霍恩的柏林警察总监职务，次日柏林工人的游行演变为直接的武装起义。第二次革命浪潮席卷柏林。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亲自参与指挥，并号召武装起来的群众解除社民党和独立社民党所持有的武装，为鎮壓起义，社民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任命古斯塔夫·诺斯克为柏林及其周围地区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并同自由军团取得联系，共同摧毁左翼革命。卢森堡的生命进入倒计时。其指挥官瓦尔德马·帕布斯特上尉和霍斯特中尉对两人施行严刑拷打，最后，据称在向诺斯克电话请示后，他下令处决两人。卢森堡被士兵奥托·朗格用枪托击晕，库尔特·沃格尔中尉和赫尔曼·苏尚中尉向其头部开枪，卢森堡当场遇难，年仅47岁。23点45分左右，其遗体被扔进靠近列支敦士登桥的兰德维尔运河，直至两个月后的5月31日才发现她被冲到河畔的遗体。卡尔·李卜克内西则在蒂尔加滕遭到枪杀，在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的情况下被弃尸于柏林动物园的栏杆外，后被带到太平间。。左翼与右翼直接或间接的对立与冲突贯穿了整个共和国的历史，结合国内外种种不利因素的叠加，最终为纳粹党的上台和民主体制的崩溃铺平了道路。
谋杀案发生四个多月后，1919年6月1日卢森堡的尸体被送至柏林夏里特医院尸检，其身份被确定。奥托·伦格因“蓄意谋杀罪”判处两年监禁，福格尔中尉因漏报尸体被判监禁四个月。福格尔被羁押不久后越狱，帕布斯特和苏雄则逍遥法外。后来纳粹党将伦格保释，将近卫骑兵步枪师编入冲锋队。最终伦格在二战结束后被苏联羁押于柏林时逝世。在 1962 年接受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的采访以及在他的回忆录中，帕布斯特上尉声称国防部长诺斯克和魏玛共和国总理埃伯特都暗中批准了他的行为，但他的说法尚未得到证实，他的案件也没有得到德国议会或法院的审查。1993 年，克劳斯·吉廷格对联邦军事档案馆保存的帕布斯特已解密档案进行了研究，发现他在策划谋杀卢森堡和保护那些听从他命令的人免受后续刑事起诉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
身后之事
在其去世后，列宁在1922年2月底写就的《政治家札记》一文中称赞卢森堡“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他这样写道：「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也犯有错误（不过她已在1918年底1919年初即出狱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的出版太久了，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也只能使他们在某种程度情有可原）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
列夫·托洛茨基也公开哀悼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逝世。在后来的几年里，托洛茨基经常为卢森堡辩护，并声称约瑟夫·斯大林诋毁了她
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遗体被安葬在腓特烈斯费尔德中央公墓。190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威廉·李卜克内西被安葬在该公墓，因此，这里成为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传统墓地，许多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都被安葬于此，后世民主德国的许多领导人死后也被葬于此墓园。原有的墓碑由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设计，于1926年揭幕，它由红砖覆盖的混凝土块组成，上面有德国共产党党徽和红旗。1935年，纳粹分子铲平她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墓地，并取走遗骸。1950年，按照威廉·皮克的指示准备将其与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遗体重新安葬时，挖掘人员未发现他俩的遗骨。1951年，东德政府在公墓入口处建造新的“社会主义者纪念地”，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名字被镌刻在象征性纪念墓碑上。
年度纪念游行
每年一月的第二个周末，都会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前去瞻仰两人的墓穴，并组织一次大型游行示威，这被称作”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游行示威“。群众会由柏林法兰克福门出发，游行至柏林弗里德里希斯费尔德中央公墓内的纪念碑前，这一活动起源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并在战后为东德所继承。不过也正是在东德时期，人们开始普遍将该活动视作统一社会党的一种政治作秀，游行活动越发变得徒有其表。由于其精心的官方组织和规定的、基本上非自愿的参与，因此参与者也都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并不能够从中产生任何真正的热情。但每年的活动过程都会在国家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
在这之后，东德异见人士也将这一年一度的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之死的游行作为他们运动的一部分，从而使他们的政治主张能够尽可能的广泛传播，即所谓“在政权的尴尬时刻提出他们不受欢迎的要求。”1988年1月17日，一群持不同政见者冲进了自由德国青年成员组成的方阵，打出了写有罗莎·卢森堡名言“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的横幅，随后斯塔西特工逮捕了这些示威者。这些逮捕导致了民主德国和国外的大量抗议活动，然后是其他主要民权活动家的被捕，并最后导致大多数参与其中的人被强制驱逐到西方。
时至今日这项活动依然存在，并成为德国左翼及极左翼人士的一项传统，活动也不再由某一政党提前集中组织，而是在活动进行当天自发集结，2008 年，联邦宪法保护局在报告中描述了示威活动的背景和发展，并认为这“对各种形式的德国激进左翼派别具有很高的象征价值。”
尽管活动本身对斯大林主义及其衍生思想持较排斥态度，但在实际游行中并不拒绝携带印有这些思想象征海报的个人参与。
思想
社会主义革命民主和对十月革命的批判
卢森堡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革命后新政权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中的民主要素。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而言，民主是不可或缺的。这种被卢森堡本人称之为“不受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认为“无产阶级大众不需要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领袖’，它本身就是自己的领袖。”
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一文中批评了俄国革命中存在的极权主义倾向，认为如果没有民主，“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并更进一步的指出这种缺失将导致领袖的独裁：“.....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
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并不是在乐土中才开始的，那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已经创造出来，社会主义民主制将作为现成的圣诞节礼物送给曾在这一期间忠实支持了一小撮社会主义独裁者的恭顺的人民。社会主义民主制是与废除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开始的。它在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的那一时刻就开始了。它无非是无产阶级专政。”
资本积累论
《资本积累论》是卢森堡唯一一部于生前正式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卢森堡分析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三次大论战，并以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为中心，讨论了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提出了一个与其并不相同的公式。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总产品的流通和资本积累的过程时，将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分为不变资本（记为C）、可变资本（记为V）和剩余价值（记为M）三部分，即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可记为C+V+M。他将社会总产品分成两个部类，分别指向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生产。但卢森堡认为资本的积累和再生产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内部实现，认为马克思的公式是一种纯粹理论上的抽象，因为其只涉及简单再生产，所以几乎只有理论上的意义，不适用于现实的整个社会，在这个公式中，资本没有办法实现它的积累，只能不断增加生产资料的生产，为了实现资本积累和再生产，就必须要让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断增长，然而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不可能只来自于资本家和工人阶级，这就必须要从这两者之外引入一个新的阶层，用她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购买者”的阶层，而这个阶层只能是“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卢森堡进一步提出，资本积累的进行必然伴随两次交换，第一次是资本家将用于积累的物质资料卖给非资本主义的“第三者”获取货币，但为了在物质上扩大再生产，所以就还要进行第二次交换，即用第一次获得的货币向“第三者”购买生产要素。她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形态和规律从最初就致力于囊括全世界，把全世界作为生产力的蓄积之处。资本以剥削为目的而企图占有各种生产力，它搜索全世界，从地球上每个角落里觅取生产资料，必要时从一切文化阶段和一切社会形态那里用武力来夺取这些生产资料。资本积累的物质要素问题，远没有从资本主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中得到解决，它转变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了使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在生产上得到使用起见，资本有必要愈来愈向全世界发展，以求取得无论在量上或质上，能够进行无限制选择的生产资料。”然而这不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不必要的，恰恰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会在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关系走向全面崩溃以前爆发，并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替代之。
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将其推向帝国主义和战争，这奠定了卢森堡毕生致力于反对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础。
卢森堡的这套理论一经提出，便引来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严厉批评，认为其理论有循环推论之嫌，列宁就认为在封闭的资本主义体系里实现剩余价值和再生产是可能的。并认为其理论过于粗糙。但综合来看，卢森堡的理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填补了马克思和列宁两人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分析的不足之处，揭示了帝国主义形成和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总崩溃的外部因素，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集中制与分散制的辩证法
集中制与分散制的辩证法是卢森堡思想中政治哲学部分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在这一问题上，她既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构想迥然不同，又与当时第二国际和后世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有关构想有所差异。她认为，分散性的群众自发性和在其中孕育着的”首创精神“是阶级斗争活生生的源泉。因此她将这种集中制描述为“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认为“所谓工人阶级决不是一个七人或哪怕是十二人的党执行委员会，而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工人阶级在解放斗争中每前进一步必须同时意味着它的群众在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独立活动、自决和首创精神的增长。”。
托索科斯意识到，证明尸体的身份是否为卢森堡的最佳方法，莫过于进行DNA检测。他的团队最初希望找到有被卢森堡舔过而残留着DNA痕迹的旧邮票，但卢森堡从未这样做过，宁愿用湿布润湿邮票。因此他们的目标，转向采集卢森堡幸存后裔的血液。最终在2009年7月，卢森堡的侄女、79岁的伊雷妮·博尔德（Irene Borde），捐出她的头发用作DNA比对测试。
2009年12月，柏林当局已查获埋在卢森堡墓中的尸体用以尸检。2009年12月下旬，柏林公共检察官办公室宣称有表明尸体属罗莎·卢森堡的迹象，但却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此外，从伊雷妮的头发中提取的DNA，与尸体不匹配。措科斯此前曾表示，该比对的几率只有40%。遗体现今被埋葬一个秘密地点，目前仍就测试继续组织样本。
参见
- 卢森堡主义
-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
- 罗莎·卢森堡广场
- 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游行示威
- 马克思—列宁—卢森堡阵线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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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上的[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osa-luxemburg/index.htm 罗莎·卢森堡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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