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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文革历史

Wikipedia · 2025-12-22 维基百科 👁 0 阅读

清华大学文革历史是清華大學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校史。

1966年5月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兴起的红卫兵运动迅速蔓延全国。但从9月起，当“文革”风暴冲击到中学生红卫兵的父辈们，中学生们开始有所保留。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插手，大学生和社会群众逐步成为红卫兵的中坚力量，就是所谓的“新红卫兵”。清华大学的大学生红卫兵迅速成为清华乃至整个北京红卫兵的中心。1966年12月19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成立。1967年4月14日，分裂出四一四派。两派冲突逐步升级，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两派之间爆发了“百日大武斗”，是北京最为严重的武斗事件。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10月6日，迟群、谢静宜被隔离审查（迟群于1983年底被判刑，谢静宜后因揭发有功被免予起诉）。10月16日，中共北京市委派联络组恢复整顿学校。1977年4月29日，刘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次年6月，取消革委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开展了整顿领导班子、纠正冤假错案、改善教职工队伍结构等工作。

萌发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是文革红卫兵运动萌发和诞生的摇篮，从20世纪六十年代初以来，附中的干部子女以带着“血统论”气息的“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姿态，与学校共同提倡“阶级斗争论”，强调家庭出身的优越感。1966年5月初，清华附中“预科65级一班”部分学生与校方产生严重对立。在五·一六通知的鼓舞下，他们贴出了大字报《最积极、最自觉地参加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受到校方的阻止。5月29日晚，七八位高年级学生在圆明园遗址聚集讨论，决定使用“红卫兵”署名，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6月2日，贴出“红卫兵”大字报《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响应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引来各中学观看和署名支持。

自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生与老师、校领导之间开展大规模辩论和贴大字报运动，相互矛盾越来越深。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进入各单位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1966年6月8日，新北京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周赤萍到清华大学，宣布次日工作组将接管清华大学，校党委停止工作。6月13日召开了清华大学全校大会，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在会上宣布，以叶林为组长、周赤萍和杨天放为副组长的派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停职反省，工作组代行学校党委职权。(该工作组由刘少奇亲自过问，其夫人王光美于6月21日以工作组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名义加入该工作组并成为中坚力量) 该工作组将从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到各班主任、政治辅导员、教师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黑帮分子、黑帮爪牙，进行残酷批斗。12日至16日，103名清华干部被迫带上高帽上街游行。

另一方面，工作组同时对清华造反学生进行严厉的批判打击。工程化学系902班蒯大富等激进造反学生受到工作组冲击，逐步开始激烈反抗。1966年6月，蒯大富提出“炮轰工作组”、要求夺权，宣称工作组同党委一样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并喊出了“工作组滚出去”的口号。工作组迅速对蒯大富进行批判，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将50多人打成“蒯氏人物”，打击近500人，发生数起自杀事件，两人死亡。

7月，毛泽东回京，斥责工作组做法，要求周恩来亲自过问清华“文革”运动，事实上向红卫兵们表现了他与刘少奇的分歧。8月下旬，清华园中贴出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10月，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

9月24日，以蒯大富为首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红卫兵组织逐渐由普通子弟领导。9月29日“清华大学红卫兵”自我罢官，部分人成立“造反兵团”转而支持蒯大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分化为“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力量减弱。“二月逆流”期间，谭震林在会上大发雷霆：“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1966年12月19日，经“无产阶级司令部”授意，以打倒刘少奇等为出发点的清华最大红卫兵组织、一统清华“文革”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由“井冈山红卫兵”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合并而成。

不久，“清华大学红卫兵”因贴出反对文革、痛斥江青、怀疑林彪的大字报而被井冈山兵团借机瓦解。

1967年10月17日，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说：“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右倾；不夺权，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不夺权，就是对人民极大犯罪。夺权，就是扞卫党的领导，就是扞卫无产阶级。夺权，是无产阶级派的当务之急。此时不夺，更待何时！”

4月30日，团派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建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决议》，宣布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革筹小组”)，由一号人物蒯大富等11人组成。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林彪等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成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蒯大富将清华井冈山兵团袖章献给了毛泽东，周恩来也问及清华革委会何时成立。团派上下受到强烈鼓舞。5月2日起，“革筹小组”开始于兵团总部共同行文并召开全校批斗大会，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即针对“414派”。

5月29日，清华革委会成立前一天，蒯大富等人前往人民大会堂邀请周恩来等人参加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因总理忙碌，写便条如下：

总理回复：
{{Quotation|
蒯大富同志：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召开，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原则。现在听说你们革命派还没有联合起来就宣布开会，我们就不好参加了。谢副总理正为另事约见红代会谈话，请就近解决。
|周恩来| |5.29

由于上级政策，并且蒯大富希望尽快当清华革委会主席。9月21日两派成立“兵团联合总部”，11月8日迟迟正式成立联合办公室、联合广播台、联合总部委员会(团派17人、414派16人)。两派在表面上暂时联合。但两派内部更加不和，团派有人组织“斗私批修联络站”，同时批斗蒯大富和414派。不久后，两派迅速再次分裂。

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中，曾说“十万工人进清华，四一四高兴，井冈山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井冈山”指“团派”)。但得知工宣队在清华牺牲惨烈，才正式开始准备终止武斗。之后正式公布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体现出清华百日大武斗特别是“七·二七事件”已经让毛泽东对造反派失去信心。

到8月初，这支工宣队中有军代表约105人，主要来自8341部队、北京卫戍区和海军，工宣队指挥部下设：政工组、秘书组、联络组、办事组、接待组。下辖八个团：直属团、一团~七团，分别驻扎清华本部、基础课和十二个系。。工宣队撰写《清华大学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报告》一文，被“无产阶级司令部”作为北京“六厂二校”经验推广全国，作为文革“斗、批、改”典型，其中“再教育”指迫使校内的文革中被打倒高级领导干部子女与父母“划清”界线、“皈依”文革，“给出路”指对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等教授为代表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和“养起来”政策，使其感到压力的同时感到“出路”

1969年1月25日，以清华工宣队为主成立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1970年1月成立党委会。1970年7月21日，清华工宣队在《红旗》杂志署名发表《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提出“要始终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等六条基本经验，被推广至全国高校，造成了严重影响

到1975年左右，工宣队仅剩下70余人，这些非清华人在1968年到1976年底实际掌控着清华的领导权，工宣队中的迟群、谢静宜在1972年后成为清华第一、二号人物。。 12月，演变为全国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这场“文革”最后的运动中，由迟群把持的清华大学处于风口浪尖，全国数十万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上千领导干部前来清华“学习”、“参观”，清华几乎停止正常教学工作，专门从事“批邓”斗争。十个月中，贴出十数万份大字报，刘冰被批斗214次。

1976年3月31日，在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背景下，迟群要求“清华不能有一个花圈送到天安门”。4月3日，无三班学员以“清华大学部分工农兵学员”名义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白花，成为四五运动一部分。6日晚，迟群称之为“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反革命进攻”。在中央的定性下，校内开展清查“反革命政治谣言”和逮捕“反革命分子”运动，到6月10日，审查100多人，校级隔离38人，报公安拘捕1人。1976年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

派系
清华井冈山兵团于成立后4个月即发生分裂，分为“团派”与“414派”。《四一四思潮必胜》 说：“清华大学四一四与‘团派’的原则分歧和组织上的分裂是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的。”

两派均不可能提出独有理论，均根据毛泽东最高指示的“文革”理论加以应用和发挥。所以两派之间存在内部分化、交叉、重合等各种情况，并不完全对立，在很多方面甚至观点相同，但一旦涉及两派根本利益，他们就会立即泾渭分明地划清界限。有人认为，两派对立主要表现为三点：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以及如何对待干部队伍。 因此要对就清华“大翻个儿”并在头脑中彻底砸烂，坚决反对旧清华“十七年红线主导论”，坚决反对旧清华“上黑下红论”。 坚决反对旧清华“黑线上下连续论”，“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我们党内是占统治地位的，近几年来也是这样。” 同时，“对刘少奇路线也要一分为二”。
| 能否解放和大胆使用干部，关系到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这个革命的根本间题。没有大批革命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红卫兵小将夺的权就有可能丧失，因为小将自身有许多缺陷。大胆使用干部就必须使革命小将让权、放权。没有一大片干部的彻底解放，没有一大批革命干部作为权力机构的领导和中坚，而由“团派”来独揽大权，肯定是行不通的。

清华文革前主要中高级干部名单
文革早期中央所派工作组主要成员
参考文献
注释
相关条目
*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首都三司）

延伸阅读
研究
William Hinton.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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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

  • 田炳信，蒯大富：在文革浪尖和人生低谷中摆渡，新快报2005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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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如槐、陈楚三，回忆与思考：纪念四一四思潮诞生四十周年，文革博物馆通讯(四〇九)，2007年5月22日出版
  • 陶德坚，《风雨人生——陶德坚回忆录》，天下一家出版社，1999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曾任清华“红教联”负责人。）
  • 宋柏林著，余汝信编注，《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香港：德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成员。）
  • 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香港：银河出版社，2006年
  • 韩爱晶，[http://www.cnd.org/HXWZ/ZK06/zk485.gb.html 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 ，华夏文摘增刊第485期
  • 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黄峥 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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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征启访谈录，炎黄春秋，2009年？(待查)
  • 唐金鹤，倒下的英才，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 2009

** 李自茂，四十年前的那一天——我所亲历的清华“5.30”

  • 魏义祥，我的日记中的清华文革初期大事，未刊稿
  • 曾昭奋，清华园随笔，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
  • 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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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际平 杨嘉实 陶中源等编著，家在清华，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
  • [http://www.xujuneberlein.com/rem59.html 清华大学文革专辑，记忆，2010年10月10日第18期(总第五十九期)]
  • [http://www.xujuneberlein.com/rem60.html 清华大学文革专辑(二)，记忆，2010年10月20日增刊(总第六十期)]
  • 许爱晶编著，清华蒯大富，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
  • 刘晋，《刘晋文集》（第二卷，《前路漫漫》），北京：华夏文化出版集团，2012年。（文革爆发时作者任中央团校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主任，曾任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三人领导小组成员，十九中工作组组长，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
  • 李伟东，《清华附中高631班（1963—1968）》，美国柯捷出版社，2012年。
  •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
  • 蒯大富，《清华文革五十天》，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014年第2版。
  • 叶志江，走出文革，美国溪流出版社，2014年
  • 李自茂，《毕竟东流去》，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清华大学学生，清华井冈山兵团骨干。）
  • 顾耀文，《明日黄花》，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文革爆发时作者是清华大学学生，井冈山兵团成员。）
  •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
  • 孙怒涛主编，《历史 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反思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清华大学文革史文集）
  • 启之编，水木风雨：北京清华大学文革史，台北，独立作家，2014，ISBN 9789865729042。

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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