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禮賓

祁禮賓爵士,JP(,),英國及香港銀行家,1930年至1943年間任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總司理,1941年7月獲港府委任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

在1900年加入滙豐的祁禮賓曾先後在滙豐多個遠東分行任職,至1930年起出任總司理,任內參與檢討香港幣制和稅制,以及在1931年至1935年間負責統籌重建香港滙豐銀行總行大廈的工程。在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後,雖然滙豐總行早已安然遷到倫敦,但身在香港的祁禮賓落在日軍手上,並且被強迫清算滙豐在遠東餘下的資產。此外,在沒有保證金的情況下,他被要脅簽發大批滙豐紙幣,前後總值1.198億港元。

在1943年,祁禮賓被日方指控從事諜報,以及將金錢偷運入赤柱拘留營,結果於同年6月被判入赤柱監獄勞役三個月。祁禮賓在獄中受盡折磨,而且被關進籠子內,同年8月21日因營養不良病死於赤柱監獄內,不過亦有傳言指祁禮賓是被日軍虐待致死。

生平
早年生涯
祁禮賓在1881年7月28日生於英國英格蘭,

滙豐生涯
加入滙豐
在1900年,祁禮賓加入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的倫敦分行,任職助理,並出任首席會計師一職,後來先後獲擢升為助理襄理和襄理,擅長於外匯和白銀方面的交易。在1927年10月和翌年10月,港府根據1927年通過的《工務貸款條例》(Public Works Loan Ordinanace),分別發行300萬港元和200萬港元的債券,用以支持香港各項工務建設。在兩次發債中,祁禮賓均獲委任到發債委員會任職委員,參與審批申請和批核。祁禮賓其他的公職還包括在1928年6月至1929年5月獲港府委任為香港義勇防衛軍顧問委員會委員,以及在1930年4月起出任香港大學校董。

總司理生涯
港元幣值
祁禮賓在1930年3月以署理總司理的身份,接替榮休的A·C·海恩斯(A. C. Hynes),並在同年7月獲董事局正式任命為滙豐總司理。而1929年華爾街股災和緊接其後的大蕭條,就直接導致銀價的大幅下滑,以及港元的大幅貶值。另方面,英政府亦委派一個貨幣委員會(Currency Commission)到香港研究幣制問題,該委員會在1931年5月發表報告,認為只要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中國一日奉行銀本位,香港都應跟從。

,分別由總司理祁禮賓和首席會計師摩士簽署]]
雖然港元的貶值意外地短暫帶動香港的貿易增長,但隨著香港的主要海外貿易夥伴英國、日本和美國相繼在1930年代初放棄金本位,引致了英鎊、日元與美元大幅貶值、以及港元匯價的攀升,同時間,為穩定港元幣值,港府宣佈設立外匯基金,宣佈除了由港府發行的紙幣和硬幣外,以滙豐為首的三家英資銀行所發行的紙幣,也首次取得法定貨幣地位,而滙豐等銀行要將手上原本用以支持港元的白銀注入外匯基金,再由外匯基金將白銀投資到英鎊資產,以支持這些紙幣的價值,港府亦會向滙豐等發鈔銀行發出負債證明書,以作確認。

《貨幣條例》通過後,港元維持在每1英鎊兌16港元的水平,從而將港元匯價穩定下來,而市面上流通的各類銀圓則逐步回收,改由港府以鎳鑄造的輔幣取代。另為嘉許他在穩定香港幣制上作出的貢獻,祁禮賓在1937年5月的英皇喬治六世加冕授勳名單中,獲封下級勳位爵士,是繼昃臣爵士後,另一位獲封爵士的在任滙豐總司理。祁禮賓上任總司理後不久,便於1931年決定重建總行,而且著手籌備重建的事宜。這座大樓除了由祁禮賓主持統籌和規劃外,總行的首席會計師摩士亦負責督建和物料採購方面的工作,而香港巴馬丹拿公司(Palmer and Turner,又譯公和洋行)旗下的建築師G·L·威爾遜(G. L. Wilson)則負責設計和營建的工作。雖然中國大陸的局勢日益動盪,但大量的資金流入上海、香港等租界和殖民地,尋求資金避難所,反而助長這些地方的經濟發展,連帶滙豐也受惠不少。這種局面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未有止息,相反,香港和外國勢力的租界成為中國大陸餘下的通商口岸後,更使香港經濟在戰前的興盛局面得以維持。

淪陷前夕
雖然滙豐建成新總行,但香港和遠東的局勢卻不容樂觀,尤其是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以及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皇軍由中國大陸南侵,漸對香港構成威脅。為支持英國的軍費以及整頓香港防務,港府積極研究透過開徵新的稅項,以填補鉅額開支。

明德醫院]]
奇力島會址]]
由於香港自開埠以來一直以「自由港」自居,因此有關提議引來商界及中產人士的強烈反對。即使港府和委員會後來達成共識,同意開徵薪俸稅和利得稅是較公平和可取的措施,但戰時收益委員會多名委員仍對建議持保留態度,該委員會在1940年2月發表的報告書中,更要求大戰一旦完結,就應即時廢除兩稅。在1939年,他又協助皇家香港遊艇會由北角舊址遷往奇力島新址。祁禮賓也身兼山頂明德醫院董事局主席之職,他在日軍入侵香港前夕為明德醫院和毗鄰的戰爭紀念醫院(War Memorial Hospital)成立一個總值500,000港元的捐贈基金,使兩院有足夠的資金營運。在1941年7月,祁禮賓復獲港府委任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但上任僅五個月後,太平洋戰爭和香港保衛戰相繼爆發,香港在同年12月25日即告失守淪陷。

香港的淪陷沒有令滙豐的業務停頓,相反,早在淪陷前的1940年,祁禮賓已任命總行襄理摩士調返倫敦分行,在英國政府支持下,設法將總行資產逐步由香港轉移到當地,以防香港一旦落入日本手中後,資產被日方掠奪;再加上滙豐有大批美元儲備在美國國內,一旦總行被日方操控,也可防止銀行在美國的資產被美國政府凍結。此外,在香港淪陷前夕,港督楊慕琦爵士率先於1941年12月12日宣佈滙豐銀行總部由香港遷往倫敦,

正因為祁禮賓及早作出人事和資產的調動,使得滙豐不至於在香港淪陷後崩潰。在1941年年尾,倫敦方面仍能夠發表完整的銀行財務報告,到1941年6月更有能力向股東派發每股2鎊10仙令股息。以協助接管滙豐銀行的橫濱正金銀行,清算滙豐在遠東遺下的資產。因此,祁禮賓在淪陷後,仍可在市區作有限的活動。

與此同時,日軍徵用了香港滙豐總行大廈為日治政府總部,並從滙豐庫房奪取大批沒有加簽的未發行紙幣。在沒有任何保證金的情況下,日方威迫祁禮賓等在所有紙幣上簽名,用以向中國大陸和鄰近地區大手購入物資。在「迫簽紙幣」事件中,雖然倫敦方面曾委託國民政府透過電台公開宣佈不承認這批紙幣的效力,並向大眾公開這批紙幣的序號,而祁禮賓亦在這批紙幣加上暗號識別,但紙幣仍然在香港與鄰近地區廣泛流通。香港重光後,祁禮賓在日治時期簽署的紙幣一度不獲滙豐承認,但後來為保聲譽和挽回港元信用,

另一方面,儘管香港淪陷,但不少英人仍在暗地裡支持或從事抗日活動。當中在1942年初,原本在香港大學任職生理學教授、以及在淪陷前出任香港義勇防衛軍戰地救傷車隊指揮的賴廉士中校(Lt. Colonel Lindsay Ride)成功逃出香港,並在同年7月於廣東曲江(今韶關市一帶)成立英軍服務團,服務團較有名的成員包括祈德尊、何禮文和徐家祥等人。新成立的英軍服務團負責蒐集軍事情報,專門在華南地區營救被日軍關押於集中營的盟軍戰俘,而祁禮賓兩名手下T·J·J·芬域(T. J. J. Fenwick)和J·A·D·莫理遜(J. A. D. Morrison),即於1942年10月中旬獲服務團安排成功逃離香港。並且以志願者身份暗中幫助英軍服務團,透過秘密書信的方式聯絡惠州的祈德尊等人,提供情報,讓服務團掌握香港的情況。但4月27日返回拘留營途中,在黃泥涌峽道的檢查站被憲兵截查。憲兵對行動不便的拖拔進行搜身,結果發現他在身上包紮的繃帶下,收藏著4,000日元,以當時計是相當大的數目。判處他入赤柱監獄當苦工三個月。祁禮賓入獄後沒多久就發燒、生毒瘡和患上痢疾,後來更出紅斑,並因為高燒導致神智不清。再加上獄方沒有即時將死訊告知身在赤柱拘留營的祁禮賓夫人,使外界對他的死因產生不少揣測。但史去非、拖拔醫生和司徒永覺醫生等人則成功挨過日治時期。

雖然祁禮賓死時,滙豐銀行全球43所分行有36所落入敵國手上,但由於滙豐在大戰前夕已遷到倫敦繼續運作,他的逝世沒有為滙豐構成特別打擊。希堅斯卒故後,祁禮賓第三段婚姻是迎娶妙麗·瑪麗·梅勒(Muriel Mary Mellor),她的父親名C·B·梅勒(C. B. Mellor),來自切斯特。至於在明德醫院董事局主席任內,亦有指祁禮賓嘗言明德醫院專為白人而建。

榮譽
殊勳

  • J.P. (非官守,1927年5月27日)
  • Kt. (1937年英皇喬治六世加冕授勳名單)

頭銜

  • 祁禮賓先生 (Vandeleur Grayburn, Esquire,1881年7月28日-1927年5月27日)
  • 祁禮賓先生,JP (Vandeleur Grayburn, JP,1927年5月27日-1937年5月)
  • 祁禮賓爵士,JP (Sir Vandeleur Grayburn, JP,1937年5月-1943年8月21日)

相關條目

  • 香港滙豐銀行總行大廈
  • 香港日治時期
  • 英軍服務團
  • 赤柱監獄
  • 摩士

注腳
參考資料
中文資料

英文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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