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战役

赣州战役是发生在第一次国共内战與對日抗戰期间的一次战役，由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紅軍）對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國軍）發動，其战役历时33天，红军方面不仅损失惨重，城未攻克，还影响其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后中国共产党对此役之评价为“是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认为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领导者对局势的错误估计，认为夺取中心城市，便可以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盲目地派遣军事实力和武器装备都不足的红军，强攻国民党控制下城防极为坚固的赣州。由于红军发动此次战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使得红军日后的反围剿更加困难。此次战役红军在战略指导上，违背了“战略上持久，战斗中速决；战略上以少胜多，战斗中以多胜少”的原则。同时，对守军布防的不明，导致不敢轻易攻城；对援军判断失误，攻城和打援的关系处理不到位都是此役红军失败的原因。由于战事的失利，同年3月，项英拜访被冷遇的毛泽东，并请其重新出师参与军事策划。3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了江口会议，总结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确定红军下一步行动方针。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表示，红军没有在国军援军增援时积极打援，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朱德在之后的回忆中认为，由于前三次的反围剿胜利，中央冲昏了头脑，直接导致其放弃游击战术，转而攻打大城市。

赣州战役此役与淞沪抗战幾乎同時發生（赣州战役是2月4日至3月7日，一二八上海抗战是1月28日至3月3日），十九路军对日作战伤亡惨重后，国军的增援部队为张治中的第五军（下辖第87师和第88师）。之后准备增援上海的部队为胡宗南的第一师和王均的第七师。

赣州附近的陈诚第十八军及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等部队参与赣州解围。离上海更近的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一师，驻浙江的戴岳一旅，驻江北的梁冠英一路皆按兵不动。，但也同時鼓動上海工人奪取武裝，攻擊國民革命軍，也鼓動國民革命軍士兵反對國民政府，影響了國民政府投入抗日戰爭。

战役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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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是江西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且为通往闽、粤、湘的交通要道，自古即为军事重镇。赣州城位于章水和贡水汇合之处，三面环水，仅南面是陆地，易守难攻。赣州城墙自东晋太康年间太守高琰筑城始，又在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年）扩城。北宋嘉佑年间，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翰任赣州太守时，用铁加固城墙，后经历代修葺，有“铁赣州”之称。

当时，中国共产党及红军政权内部以王明的“左倾路线”占据统治地位，发布“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批判“游击主义”。在1932年初，多次命令红军进攻赣州城，再夺取吉安、南昌、九江等城。赣州是当时赣南的经济中心，人口约4万人。如果此役攻克赣州，对红军发展和巩固赣南12县（赣县、南康、大余、上犹、崇义、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寻邬、安远）有利，且可使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巩固其后方。

1932年1月9日，博古代表中央作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占领南昌、抚州、吉安、赣州等“中心城市”。然而红军内部存有不同意见，其中毛泽东认为红军装备差，不宜进攻“中心城市”，朱德也不赞同发动此次战役。周恩来抵达苏区后，听了毛泽东等的意见后，也认为时机不成熟，向中共临时中央提出不打的建议。但远在上海的博古既不懂军事，也不了解实际情况，仍坚持红一方面军进攻“中心城市”，当即复电中央苏区，要求在抚州、吉安、赣州三城中择一而攻。周恩来随即召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多数人同意进攻赣州。

战前部署
红军方面
1932年1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规定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为主作战军，赣南、赣东、河西、永吉太万游击队和江西军区预备队为支作战军，由陈毅负责指挥。红十六军进窥樟村，威胁吉安守军，使其不能增援赣州。红三军担任消灭宁都、于都境内的地方武装。红十二军在宁化西南巩固闽赣苏区，红五军团就地整顿休息。

主作战军中，红三军团担任攻城任务。红四军的第10、11、12师分别布置在南康、新城、杨眉寺地区负责阻止援赣的粤军。《训令》要求攻城部队采取袭击武器或强攻的战术，尽快攻下赣州。组织有技术的工人和士兵，专门负责爆破城墙和挖掘地道。总预备队在沙石埠附近做群众工作，而地方部队负责压迫来援部队，并相继夺取大庚掩护红军攻城。

支作战军之赣南游击队配合独立第7师，防止会昌、寻乌和广东东江一带国军骚扰。赣东游击队以广昌为中心，巩固广昌苏区，并派部向南丰、宜黄、乐安方向游击。河西游击队相继夺取遂川，永吉太万游击队相继夺取万安。

国军方面
赣州城驻扎有江西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直接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12师之马昆第34旅（2个团和1个独立连）六千余人和地方靖卫团两千多人，加上17个县的民团指挥部，约一万三千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陈诚第18军驻扎在赣州以北的峡江、吉安、万安、安福等地；其南粤赣边界的大庚、南雄、韶关又有粤系军阀的第1、2师和独立第1、2旅共十余个团，随时可以增援赣州。

彭德怀则认为，赣州守军只有马昆旅的6000人，加上地方靖卫团2000人，如果有时间，国军不来增援，则红军可以占领赣州。

战役经过
前夕
1月中旬，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和红四军分别由会昌和石城向赣州进军。2月4日抵达赣州城东外五里亭和城西南郊。红四军行进途中，在新城附近歼灭增援赣州的粤军独立第1旅第3团大部，俘虏300余人。与此同时，赣州守将马昆命拆除外围工事，撤入城中，集中兵力，缩短战线，固守待援。其第67团守东门、小南门、建春门，第68团守南门、西津门，地方武装和民团协助守城。而红军红七军攻打东门，红三军团第2师攻打南门，红三军团第1师攻打西门。
第一次爆破攻城
2月23日，红军抬着云梯在机枪和炮火的掩护下冲到城墙下，架起云梯攻城。守军立即投掷滚木和手榴弹，并加大火力，使得爬城无济于事。彭德怀见红军一次次的失利，决定改变战法，由红七军负责以坑道爆破攻城。然而，中共高层已经设想在攻占赣州后，将这里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保留城墙有利于“未来首都”的防御，因此规定要保持城墙完整，不要炸得太厉害。

红七军军长张云逸下令组成三支队伍。第一支为爆破队，由王耀南带领，负责选择爆破点，挖地道，安装炸药实施爆破。第二支为先锋队，负责在爆破成功后突入城中消灭两侧守军。第三支为政治侦察队，由军保卫科科长带领，在打下赣州后，侦破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保证中央领导的安全。

红七军迅速在东门外用沙袋垒出工事，架起机枪封锁城门，掩护爆破队挖地道，坑道口距离城墙四五十米远。红三军团派来了一名曾经负责爆破会昌城墙的科长做技术指导。红军刚开始挖坑道时便被守军发现，不断地向坑道口射击，投掷手榴弹。由于坑道口小，仅容三人作业，历经十几天才将坑道延伸至墙下。

当日晨，守军的一个营从东门而出，冲向坑道口。掩护的部队迅速用反击，将进攻打退。爆破队迅速布置好炸药，而先锋队也隐蔽在墙根下。上午10点，总指挥部下令爆破，城墙被炸出一个几十米的缺口。守军死亡200余人，担任进攻的部队和先锋队也都有伤亡，其中先锋队仅剩四人。但马昆接到密报后在东门外建起第二道防御工事，并加强了兵力，红军组织了四次冲锋均被打退，东门爆破宣告失败。而西门和南门的爆破都因为坑道积水，未能引爆炸药。

再次攻城
红七军再次组成爆破队，由姜茂生负责，而重组的突击队，由第55团团长黄勉昌指挥。与此同时马昆电告朱绍良救援，朱命吉安陈诚部增援。陈诚派出11师、14师，由罗卓英率驰援赣州，于29日抵达赣州西北。3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了江口会议，总结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确定红军下一步行动方针。

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表示，红军没有在国军援军增援时积极打援，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朱德在之后的回忆中认为，由于前三次的反围剿胜利，中央冲昏了头脑，直接导致其放弃游击战术，转而攻打大城市。

赣州战役的时期，与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几乎同步（赣州战役是2月4日至3月7日，一二八上海抗战是1月28日至3月3日），紅軍行動牽制了國民政府無法專心對抗日軍。时任红三军团一师团政委方强后来评价说：“当时正处在‘一· 二八’事变的形势下，应当举起抗日民族革命旗帜，适时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政治攻势，揭露蒋介石卖国阴谋和发动内战的反动实质，使全国人民深明大义，以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这样对防止内战，巩固并扩大革命根据地，是十分有利的。 相反，打赣州，不仅没有利用‘一·二八’事变，在政治上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反而给蒋介石蓄谋已久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找了借口。”

有学者反对方强上述言论，认为《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是1月10号下达，早于一二八事变。一二八当日，中共组织了沪西反日大罢工，封锁日厂，检查日货，坚持两个多月，支援了十九路军对日作战。中央军第八十七和八十八师、胡宗南第一师、王均第七师、李默庵第十师、蒋伏生第八十三师等部，皆受蒋介石亲自调遣，增援上海。（详见淞沪抗战）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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