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塔爾·倫杜利克

洛塔爾·倫杜利克(,)是一位奧地利裔德國軍事將領,最高軍階為納粹德國德意志國防軍大將。倫杜利克出身於奧匈帝國軍人家庭,並取得法學博士學位,1910年自奧匈帝國陸軍開啟軍旅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留任奧地利第一共和國的聯邦軍,1932年又加入奧地利本土當時遭查禁的奧地利納粹黨;1938年德奧合併後,倫杜利克隨奧軍併入德意志國防軍,先後擔任第14、第52步兵師師長與第35軍司令。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倫杜利克先於東線率第52步兵師與第35軍作戰,1943年夏於庫爾斯克會戰中奉命在奧廖爾突出部防禦蘇軍庫圖佐夫行動的反擊;同年8月調任南斯拉夫,指揮第2裝甲軍團進行反游擊作戰。1944年6月,倫杜利克繼承陣亡的愛德華·迪特爾,出任第20山地軍團總司令,並在拉普蘭戰爭期間指揮德軍自芬蘭撤往挪威,於「北极光行动」中對芬馬克郡與特罗姆斯郡執行焦土作戰。

戰爭末期,倫杜利克陸續出任北方集團軍、庫爾蘭集團軍、南方集團軍總司令;1945年5月,其在奧地利向美軍投降。

戰後,倫杜利克在紐倫堡美國軍事法庭作為後續審判第7案「」的12名被告之一受審。法庭就其在南斯拉夫授權對游擊隊人質的報復處決,以及轉發《政治委員令》等行為論以戰爭罪,處20年徒刑;然而對於芬馬克的焦土破壞指控,法庭認為其係依當時所能掌握的資訊「誠實但判斷錯誤」地認定存在軍事必要性,因此宣判無罪。此一裁定日後便被學者稱為「倫杜利克規則」(),並進一步為美軍《作戰法手冊》所採用,亦在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檢討北約轟炸南聯盟等後續國際法律審查中獲得援引。

倫杜利克的刑期日後獲減至10年,於1951年自萊希河畔蘭茨貝格戰犯監獄獲釋;其後定居奧地利並出版多部軍事回憶錄,1971年1月於埃弗丁附近去世。

生平
早年與奧地利聯邦軍
1887年10月23日,倫杜利克出生於奧匈帝國維也納新城的克羅埃西亞裔家族,父親盧卡斯·倫杜利克()為奧匈帝國陸軍上校。倫杜利克少年時即於維也納與洛桑的大學攻讀法律與政治學,1907年進入就讀,1910年8月8日以中尉身分分發至奧匈帝國駐維也納的第99步兵團「希臘國王喬治一世」()。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倫杜利克原本以榜首通過陸軍大學入學考試,卻因戰爭爆發而放棄學業,重返第99團出征。1914年8月1日,倫杜利克晉升中尉();戰役初期第99團副官陣亡,其便接掌該職,並因斯塔雷·扎姆希()戰鬥的英勇表現獲頒勳章。同年10月23日清晨,倫杜利克在桑河沿岸偵察渡河點時遭俄軍砲擊,砲彈破片於其頭骨撕裂約12公分傷口,使其暈厥落馬墜入河中支流,靠勤務兵將其拖出才未溺斃。傷癒後調至義大利戰線時又遭第二次負傷:所乘馬車撞上岩石,倫杜利克被拋出車外致手臂骨折,未完全痊癒便提前出院歸隊。1915年1月,其出任補充營營副官,同年5月以參謀軍官身分轉至第27旅,8月回到第31步兵師;1916年9月再調往義大利戰線的第34旅,1918年調入第21軍。

戰爭結束後,倫杜利克於1920年9月1日以上尉軍銜被新成立的奧地利聯邦軍接納,同年12月取得法學與國家學博士學位。1921年起,其於陸軍學院教授組織與戰術課程1年;1923年3月1日晉升參謀上尉並進入參謀大學深造,1925年以少校身分結業後,奉派指揮維也納本籍名譽團「條頓騎士團大團長」()第4步兵團轄下1個營。其後仕途穩步晉升:1926年11月升參謀少校,1929年1月升中校,1933年升上校;1934年起,倫杜利克以奧地利首任駐法國、英國武官身分派駐巴黎,同年12月返國。1936年6月1日,其接掌新編的快速旅()——這是奧地利聯邦軍首支全摩托化部隊。

然而,倫杜利克的政治取向也為其職業生涯帶來爭議。早在1932年5月,倫杜利克即加入當時在奧地利第一共和國遭查禁的奧地利納粹黨,此舉使保守派的奧地利政府不再信任其忠誠,最終促成其於1937年2月1日獲暫時退役處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
戰爭前期
1938年德奧合併後,倫杜利克於4月1日重新進入現役,獲任命為國防軍第17軍參謀長,並以此職務參與了波蘭戰役,戰役末期因病療養。1939年10月15日,倫杜利克接掌第7步兵團,同年12月1日晉升少將;翌年6月20日,其又於佛蘭德斯戰場接替彼得·韋耶爾中將代理第14步兵師師長。

1940年10月5日,倫杜利克就任第52步兵師師長。1941年6月22日德軍對蘇開戰時,第52師集結於波蘭羅茲附近,作為巴巴羅薩行動第二波部隊投入戰場;6月26日越境推進,至7月15日才首次接戰,隸屬第53軍負責掩護該軍向第聶伯河推進的左翼。其後軍部命該師向南行軍至奧澤拉尼(),跨越德魯季河()奪取羅加喬夫橋樑;受夜行軍與蘇軍3個師抵抗影響,全師雖一度推進10公里,仍被砲火與機槍火力釘死。其後蘇軍最高統帥部以5個師同時攻擊該師16公里寬正面,意圖切斷德軍南方集團軍與中央集團軍的接合部。面對劣勢,倫杜利克拒絕軍長提議撤至博布魯伊斯克設立橋頭堡的方案,選擇原地固守,最終以僅10至12人組成的反擊小組逐次堵塞缺口,蘇軍攻勢直到第16日才告終止。倫杜利克因此役晉升中將。

之後,第52師於奧澤羅沃()度過1941年聖誕;在1941年至1942年的冬季戰役中,凍傷使全師兵力一度降至約1,000人。倫杜利克則於1941年12月26日獲頒金質德意志十字勳章,翌年3月6日再獲頒騎士鐵十字勳章。

倫杜利克擔任第52步兵師師長期間,曾將希特勒1941年6月6日下達的《政治委員令》轉發至麾下部隊。日後在紐倫堡法庭上,其承認該命令「在軍中已被普遍認為違法」,並辯稱部隊從未依此命令處決任何俘虜的蘇軍政委。

庫斯克與奧廖爾防禦戰
1942年12月1日,倫杜利克晉升步兵上將並接任第35軍司令。該軍隸屬第2裝甲軍團戰鬥序列,駐於奧廖爾一帶,下轄第34、第56、第262與第299步兵師。英國軍事史學家指出,倫杜利克此時是德意志國防軍中相當偏向納粹意識形態灌輸的指揮官之一:其認定麾下部隊的思想教育「貧乏而不充分」,並自1943年4月起要求所屬各師組織為期兩週的政治課程,「使所有參與者獲得堅實的政治知識基礎」。

1943年7月,就在德軍「城堡行動」進入尾聲之際,紅軍於奧廖爾突出部以北發動庫圖佐夫行動反擊。倫杜利克則透過無線電截聽與空中偵察提前一週辨識蘇軍主攻方向,並將24個步兵營中的6個、42個砲兵連中的18個、48門重型反戰車砲中的24門集中部署於蘇軍狹窄攻擊正面,迫使蘇軍最高統帥部提前投入裝甲預備隊。7月12日,蘇軍布良斯克方面軍第3、第63軍團攻擊第35軍下屬第56、第262步兵師,蘇軍KV-1重戰車誤入德軍地雷與重型反戰車砲區,當日即損失60輛戰車;翌日倫杜利克投入軍預備隊第36步兵師遏制突破,並在第8與第2裝甲師增援下穩住戰線。第35軍此役的頑強防禦也為倫杜利克贏得晉升、指揮第2裝甲軍團的契機。

希特勒於7月25日下令德軍後撤至奧廖爾以西約80公里處的「哈根陣地」(),並由瓦爾特·莫德爾元帥統籌第2裝甲軍團與第9軍團的聯合指揮,以應付紅軍的深層突擊。德軍自奧廖爾一線後撤期間大規模實施焦土戰術,破壞農作物並將約25萬平民自家園驅離;至8月15日莫德爾抵達哈根陣地為止,此一撤退行動總計付出約10萬人的傷亡。英國軍事史家詹姆斯·盧卡斯()則記載,倫杜利克的第35軍在整個奧廖爾防禦戰期間遭蘇軍22個師、1,500輛裝甲車輛持續攻擊,最終擊毀其中819輛。

戰後,倫杜利克分別撰有兩份奧廖爾防禦戰的回憶記述:1951年完成的美軍歷史計畫P-079號手稿《二戰中的俄軍指揮》,以及1952年回憶錄《戰鬥、勝利、戰敗》中的相關章節。美國軍事史學者史蒂文·H·牛頓()將兩份文本整合英譯,收入其主編的《庫爾斯克:德方視角》()一書,並在編者導讀中將此役評為「戰爭中經典防禦戰之一」:倫杜利克麾下4個減員步兵師、不到4萬名戰鬥員、不到200門火砲且無一輛戰車,迎擊蘇軍第3、第63軍團共17萬人、約1,500門火砲與逾千輛裝甲車輛的攻勢,守住戰線48小時,直至自第9軍團調來的裝甲師趕至封閉突破口。倫杜利克自述也記載,第35軍4個師自北而南共覆蓋約140公里正面,無軍級以上預備可調,遂從每個師抽出1個步兵營與1個輕砲連組成軍級預備。

對於倫杜利克這份奧廖爾敘述的史料價值,牛頓認為其雖是「堅定的納粹分子與激烈的反共主義者」,卻具有「敏銳的戰術頭腦」,且大致避免事後美化自身表現的衝動;惟其關於俄羅斯人「智力能力」的種族-政治理論於現今「可輕易駁回」。倫杜利克本人也於奧廖爾敘述末段坦承,本文「以草草筆記與記憶寫成,部分事件序列可能與實際情況有出入」。

第2裝甲軍團與南斯拉夫反游擊戰
1943年8月26日,倫杜利克接掌駐紮於克羅埃西亞獨立國境內的第2裝甲軍團,並任職至翌年6月;該軍團的主要任務是防備沿海登陸並鎮壓占領區內的南斯拉夫游擊隊。1943年下半,巴爾幹戰區多個德軍高級職位由奧地利裔將領出任,倫杜利克便與同樣出身奧地利的亞歷山大·勒爾同時負責鎮壓當地游擊運動。適逢義大利即將退出軸心陣營,倫杜利克以軍團司令身分下令解除鄰近義軍武裝,對於拒絕繳械者採取嚴厲處置;紐倫堡法庭審理時認定其「堅持所轄軍長『毫不顧忌』執行這些命令」,先前曾在斯普利特抵抗德軍的義軍第9軍團貝加莫師部分軍官,便在簡易軍事法庭程序後遭處決。盧卡斯記載,義大利第9軍團投降後約25萬名義軍成為戰俘;倫杜利克察覺前任義軍對海岸防務鬆懈,便強化沿岸守備,其後英國第8軍團雖為支援游擊隊、並開闢自義大利至南斯拉夫的補給路線,而於維斯島與布拉奇島實施登陸作戰,但德軍多次挫敗英軍突擊隊行動,英方此後也不再能肆意襲擾南斯拉夫沿岸。

倫杜利克就任未幾,便於1943年9月15日發布命令,就針對游擊隊的報復措施訂出具體比例:「每殺一名德軍人員,處決50名人質;每傷一名德軍人員,處決25名人質。」該命令另要求銷毀德軍士兵遭攻擊地點周圍的村落,事前並盡可能搜捕村中「有武裝能力的男性居民」,以迫使居民向德方通報游擊隊動向。

1944年4月1日,倫杜利克晉升大將。同年5月,德軍特種部隊「布蘭登堡」憑藉南斯拉夫各民族派系間的對立蒐集情報,鎖定游擊隊領導人約瑟普·布羅茲·鐵托司令部位於西波士尼亞德爾瓦爾()山谷中,倫杜利克因此下令第15山地軍實施奇襲,意圖在單次行動中殲滅鐵托與其指揮班子;該軍於5月21日下達作戰命令,定於5月25日鐵托生日當天發動代號「」的攻勢。然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取得情報後早有準備,鐵托與最高指揮部最終脫逃,游擊隊主力也穿越德軍包圍融入山地。

綜觀其南斯拉夫任期,德國軍事史學者指出,倫杜利克的戰報屢屢誇大敵軍損失:1943年12月匯報殲敵23,000人,但所轄各次具名行動結束報告相加實際僅約10,200人;這種虛報配合其對政權的高調忠誠,正是倫杜利克在希特勒大本營「永遠享有重要地位」的關鍵原因。1944年6月23日倫杜利克調離南斯拉夫戰場後,第2裝甲軍團也隨即恢復對敵軍損失統計的嚴謹核實。

第20山地軍團與芬蘭–挪威焦土作戰
1944年6月23日,芬蘭戰區最高指揮官愛德華·迪特爾於奧地利阿爾卑斯山空難中殞命;倫杜利克隨即奉希特勒徵召自南斯拉夫飛抵贝希特斯加登接替其職,並於6月28日接掌第20山地軍團,所轄部隊駐於芬蘭北部與挪威北部。盧卡斯記載,希特勒在簡報中反覆強調德國唯一的鎳礦來源——拉普蘭北部的科洛斯約基鎳礦()——是第20山地軍團首要保衛目標;該軍團下轄第18、第36、第19三個軍。

倫杜利克就任後隨即面對芬蘭轉向停戰的預期。1944年8月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接任芬蘭總統,並以此否認《》的效力,倫杜利克曾考慮以南芬境內的德軍步兵師與突擊砲旅為核心,在芬蘭境內扶植繼續抵抗的武裝運動,並向芬軍等將領提案,但這些構想在缺乏芬方意願下都未能成形。盧卡斯記載,倫杜利克親赴曼納海姆司令部後便察覺芬蘭領袖已決意退出戰爭;交談中曼納海姆直言「你們為什麼還在拉普蘭?」,倫杜利克僅能答以撤留並非其能決定,而是最高統帥部命令,其身為軍人必須服從。

9月3日,芬蘭與蘇聯達成單獨停戰,要求德軍於14日內撤出芬蘭,此一期限在實務上無法達成。倫杜利克擔心芬方會在蘇軍推進下被迫與德軍交火,也對南方兩個山地軍的撤退路線左翼安全深感憂慮,便於同日自第18、第36山地軍抽調摩托化部隊編成「西戰鬥群」與「東戰鬥群」兩個加強團,分別部署於奧盧與許林薩爾米,以防芬軍截斷德軍後路。9月6日,第20山地軍團依「樺樹行動」()正式展開向挪威北部的長距離後撤。

倫杜利克對芬軍意圖也抱持高度不信任,認為芬方「若非已脫離現實,便是蓄意欺瞞」,並判斷蘇軍極有可能越過1940年邊界、推進至托爾尼奧至蘇奧穆薩爾米一線、奪取第20山地軍團的整個作戰區。9月15日,德軍嘗試以海軍特遣兵力登陸占領芬蘭灣的蘇爾薩里島(東方冷杉行動),結果在芬軍抵抗與蘇軍空襲下失敗。此一事件後,倫杜利克拒絕了曼納海姆要求德軍即刻撤離波羅的海沿岸的請求,但同意就漸次後撤進行談判;雙方並在幾日內達成「秋季運動」默契——芬軍形式上「追擊」德軍,實則保持足夠距離以避免正面衝突,並允許德軍摧毀沿途所有道路、鐵路與橋梁。

然而,1944年10月1日芬軍於托爾尼奧發動真正的兩棲登陸行動後,倫杜利克對芬軍違反默契極為憤怒,致電芬蘭最高司令部指責對方破壞普達斯耶爾維、奧爾哈瓦與托爾尼奧地區的協定;曼納海姆隨後授權拉普蘭軍隊司令亞爾馬·西拉斯沃中將回覆,強調低階軍官間的非正式協議對芬蘭軍政高層不具拘束力,芬蘭必須履行對蘇停戰條件。芬蘭軍事史家維薩·南耶()等人也指出,倫杜利克視芬軍托爾尼奧登陸為「嚴重背叛」:其於10月3日宣告德軍對芬軍「不再克制」,廢除原本將破壞局限於通信線的政策,下令「所有掩體、設施與對敵有用之物均應銷毀」;德軍同期也對芬蘭一般居民展開大規模扣押人質行動,但數日內便因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顧及與瑞典關係而下令叫停。倫杜利克在戰術上並不打算奪回凱米或托爾尼奧,只欲將當地芬軍困住以免其干擾德軍北撤;其於10月13日另下令毀去自上托爾尼奧、至索丹屈萊連線以北的全部建築。

1944年10月3日,希特勒批准「北極光行動」,命令第20山地軍團撤退至挪威北部呂恩根()防線後方;同月28日,希特勒進一步下達芬馬克強制疏散令,要求將全區居民「強制疏散以保護其自身安全」,所有房屋「應予焚毀或破壞」,並以「藉由該地房舍與熟悉地形的當地居民之助,於冬季追擊德軍撤退行動」為由,指向蘇軍可能的追擊。倫杜利克將此令重新發布給麾下部隊並附加更細部的指示,規定此舉須「毫無顧忌」執行,「對平民居民的憐憫毫無立足之地」;末段並指示部屬:「要求所有有關軍官將此疏散視為對挪威居民的救援行動執行之。縱使在某些場合須採取嚴厲手段,我等皆須致力於將挪威人自布爾什維克主義中拯救出來並使其得以存活。」此命令即在北極光行動框架下執行。倫杜利克將整個撤退分為「樺樹」()與「北極光」()兩階段,其中黨衛隊第6山地師「北方」光是自原戰區即須行軍約800公里才能抵達羅瓦涅米,後續還要再向邊境地區長距離開進。同期對芬蘭北部拉普蘭地區的破壞同樣徹底,羅瓦涅米最終約9成建築物遭摧毀;美國軍事史家亨里克·O·倫德()依芬蘭資料統計,拉普蘭地區113,531棟建築物中有41,306棟於德軍撤退期間遭毀。北挪威方面,總計約5萬名居民遭強制疏散,其中超過3萬7千人來自芬馬克、約1萬2千人來自北特羅姆斯,沿岸城鎮與漁村幾乎完全焚毀。

然而,挪威歷史學家斯蒂安·博內斯與岡納·D·哈特勒霍爾在2024年合著章節中依據德軍第20山地軍團戰爭日誌()與同期通信指出,倫杜利克與其下屬指揮官實際上視對挪威北部的全面破壞與全體居民強制疏散為「多餘的干擾」,認定驅動該行動的是駐挪威總督約瑟夫·特博文的政治動機,而非純粹軍事必要性。紐倫堡法庭事後則認定:

戰爭末期
早在1944年11月23日,倫杜利克便於第20山地軍團戰爭日誌中宣告:「在挪威,一切將專為戰爭服務並依此調度」。同年12月18日,駐挪威國防軍總司令尼古勞斯·馮·法肯豪斯特因反對特博文政策而被解職,所轄部隊併入第20山地軍團,倫杜利克自此統轄挪威全境德軍指揮;然而這項兼任職務僅維持月餘,1945年1月便將駐挪威指揮權交給弗朗茨·博梅將軍。

1945年1月17日,倫杜利克因北方戰場的撤退表現獲希特勒召見並接受橡葉帶劍飾頒授;希特勒當面表示:「你保住了德國最精銳的軍團。坦白說,我並未料到你能完成此事。」翌日(1月18日)其正式獲頒騎士鐵十字勳章橡葉帶劍飾,並獲任命為駐東普魯士北方集團軍總司令。希特勒於同月25日以重新命名的方式調動集團軍編制:原北方集團軍改稱庫爾蘭集團軍,原中央集團軍則改稱新的北方集團軍。倫杜利克此後一度由海因里希·馮·菲廷霍夫接替;3月10日再度自菲廷霍夫手中接任庫爾蘭集團軍總司令,3月底又將指揮權移交卡爾·希爾珀特。在多次集團軍指揮更迭期間,倫杜利克也以嚴厲紀律手段聞名:謝潑德記載,1945年1月,其下令凡在部隊外被發現的士兵,除非負傷一律槍決;3月間命令略為緩和,改令脫隊士兵應於最短時間內向鄰近部隊報到,否則仍予槍決;據稱命令下達後數日內,集團軍脫隊士兵人數便由約1萬6千人降至約400人。

4月6日,希特勒將倫杜利克自庫爾蘭調回奧地利戰區,接替奧托·韋勒出任南方集團軍總司令;當晚,倫杜利克於帝國總理府地下室最後一次面見希特勒。

新接掌的南方集團軍編制相當慘澹:自北而南由第8軍團、第6裝甲軍團、第6軍團與第2裝甲軍團組成;其中第6裝甲軍團轄下無一單位處於完整作戰狀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將親衛隊第1裝甲師評為「燒毀殆盡」、第13裝甲師全師僅存1,013人。

面對如此殘破的編制,倫杜利克下令將轄區所有橋樑撤除炸藥並停止破壞行動,更特別禁止破壞美軍推進方向之橋樑。盧卡斯推測,這項決定可能受到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所散布「西方倒戈」謠言的影響——戈培爾當時宣稱盟軍即將與德軍合流,共同擊退蘇軍。位於薩爾茨堡地區蘭巴赫()的軍團補給站,其後甚至出現德美卡車隊共用同一條薩爾茨堡—林茨高速公路且互不開火的奇景,使倫杜利克更深信戈培爾所言。倫杜利克於是派第6軍團參謀長蓋德克()上校攜函晉見喬治·巴頓中將,請求美方放行德軍醫療補給並讓德軍部隊穿越美軍管制區東調投入對蘇作戰;然而巴頓在電話中直接回覆:「你憑什麼以為我會放部隊穿越前線去打盟友的部隊?」

接獲巴頓拒絕後,倫杜利克決定自行結束集團軍的戰事。4月30日,該集團軍改稱「東方邊境集團軍」();倫杜利克下達最後命令:對美軍作戰部隊於5月7日上午8時停火,對蘇軍作戰部隊則須堅持至同日日落後向西脫離,所有部隊應於5月8日中午前抵達恩斯河(),未抵達者將淪為蘇軍戰俘。1945年5月7日,倫杜利克率部向美軍投降,最終約60萬人成功進入美軍戰俘營。當日午後,倫杜利克親赴美軍第20軍司令部辦理投降手續,並在與美軍中將沃爾頓·沃克會談時警告:「我們聯手即可將筋疲力盡的俄國人擊退至其本國邊界之外。日後若與蘇聯有任何爭端,特別是在解除德國武裝之後,貴國將陷入極為棘手的處境。」

紐倫堡人質審判
戰後,倫杜利克遭美方羈押。1947年5月10日,美國戰爭罪首席檢察官依盟國管制理事會第10號法律,對12名曾在巴爾幹半島與南斯拉夫任職的德國將領提起共4項戰爭罪與違反人道罪指控;被告除倫杜利克外,尚包括威廉·利斯特、馬克西米連·馮·魏克斯、等人。此即為紐倫堡後續審判第7案「」,正式案名為《美國訴威廉·李斯特等人案》()。全體被告於1947年7月8日受傳訊時皆拒絕認罪,7月15日開庭,並於1948年2月19日結案宣判;其中弗朗茨·博梅於庭前自殺,魏克斯則因健康不佳被移送不審。起訴書對倫杜利克的指控包括:擔任第2裝甲軍團司令期間,授權及下達對南斯拉夫游擊隊與平民的非法報復處決命令;將《政治委員令》轉達麾下部隊;以及擔任第20山地軍團司令期間,在芬馬克進行「違反軍事必要之濫意破壞」。倫杜利克的辯護核心則是:就南斯拉夫部分,其主張該命令係應付持續存在的游擊戰威脅;就芬馬克焦土部分,則主張係依當時可得資訊判定蘇軍即將大規模追擊,故必須以摧毀當地設施與強制疏散居民來阻延對方推進。

就南斯拉夫方面的指控,法庭認定倫杜利克就任後「未嘗試壓制非法的報復行動」,反而默許下屬執行,未採取任何措施使人質與報復做法符合戰爭慣例。就《政治委員令》的轉達,法庭認定此命令「顯然違法,且被告本人亦知其違法」,縱使所轄部隊未實際執行,僅此一轉發行為已構成戰爭罪。至於芬馬克焦土部分,法庭引述海牙規則第23(g)條,強調海牙規則為國際法之強制性規定,即便在「最迫切的軍事必要性」下仍優先適用,除非規則本身另有例外,但最終對此指控採取逆向評估:

依此,法庭就芬馬克相關指控(起訴書第2項)判倫杜利克無罪;1948年2月19日,法庭便就其餘第1、3、4項指控判定其有罪,綜合宣告20年監禁。判決定讞後,倫杜利克先被關押於萊希河畔蘭茨貝格的戰犯監獄。盧卡斯也記述,提前獲釋的關鍵在於約6,000名奧地利軍官(包含18名將領)連署向美國總統哈瑞·杜魯門請願。

倫杜利克規則
紐倫堡法庭對芬馬克焦土指控的推理原則——將指揮官的決策置於事發當時的資訊環境中進行評價,而非以事後所得知識進行逆向檢驗——後世便稱之為「倫杜利克規則」(),亦稱「禁止事後評斷規則」()。美國海軍布萊恩·J·比爾指出,該規則在美軍《作戰法手冊》中被表述為「指揮官判斷應以其決策時所合理掌握之資訊進行評估」,且已在近代多起軍事行動的法律檢討中被援引——包括越南戰爭期間的後衛2號行動轟炸、北約對南聯盟空襲、波斯灣戰爭中的聯軍轟炸,以及伊拉克在戰爭末期焚燒科威特油井等事件。

就該規則的理論根據,比爾進一步指出,雖然被告主觀上所知是審查起點,但由於被告有動機低估自身知悉程度,實務上「須以客觀合理性標準作為判準」;亦即檢視指揮官當時是否已掌握、或能合理掌握足夠資訊,以及一位「合理指揮官」在同一情境下會作出何種判斷。倫杜利克規則至今也已在國際人道法上發展出「合理軍事指揮官」測試標準,並反映於對軍事目標與不合比例攻擊的定義之中。美國軍事法學者指出,1956年版美國《陸戰法手冊》()由後任國際法院法官起草,反映人質審判判決初期影響有限,並未納入倫杜利克規則;該規則直到2015年版美國《國防部作戰法手冊》才正式採用,並明示稱為「倫杜利克規則」(Rendulic Rule)。日本國際法學者林伸生()2023年發表於西點軍校里伯戰爭法研究所()的評析則指出,倫杜利克規則在現代衝突中的適用仍有爭議:阿富汗、伊拉克及俄烏戰爭皆顯示,即使在資訊科技高度發達的當代戰場,疲勞、疏忽與通信缺陷仍會導致重大判斷錯誤;其並批評美軍將無人機誤殺平民事件歸類為「悲劇性錯誤」或「遺憾但合法」的措辭,實際上隱含制度性偏見。

然而,後世學者對倫杜利克案中此一規則的具體適用仍多有批評。英國歷史學家傑弗瑞·貝斯特便指出,倫杜利克對蘇軍意圖的錯判,或許在疏散初期尚可獲諒解,但隨時間推移卻愈來愈難以支持,而焦土行動仍未收手——此一差距並未被法庭充分處理;貝斯特更以嚴厲措辭,將倫杜利克形容為「為對平民造成比他人認為必要更多『附帶』傷害,而以不知情或錯誤為辯護的指揮官們的守護聖人」。2024年由日本國際法學者林伸生與挪威法學者卡蘿拉·林加斯合編的《誠實的錯誤?人質審判75年後的戰鬥決策》()論文集,則進一步以檔案研究指出,倫杜利克雖確有感知到蘇軍或英軍威脅,但破壞的時點與規模「與感知到的威脅演變並不相符,強烈顯示另有其他動機存在」;該集並指出法庭判決所依的法律論證實屬「貧瘠」。

上述批評有部分根植於紐倫堡審判過程本身的證據缺失。博內斯與哈特勒霍爾在另一篇章中指出,美國紐倫堡檢方並未取得全部可用證據。戰後對倫杜利克的偵查在挪威奧斯陸與紐倫堡同步進行:檢察官泰勒透過挪威流亡政府與的代表合作取證,挪威方面則於1947年5月16日送交92件文件、共數百頁證據,然而僅有少數被譯為英文。其中最具關鍵意義的,是泰勒團隊未將1947年3月6日倫杜利克向挪威警察督察阿斯比約恩·布林()所作的訊問陳述提交給法庭——該陳述中,倫杜利克承認北挪威的破壞「似乎並無必要,部分本可避免」;而500日前,國際軍事法庭已就同一事實認定倫杜利克的上級阿爾弗雷德·約德爾有罪並執行死刑。

戰後生涯
1951年1月31日,美國駐德高級專員約翰·J·麥克洛伊將倫杜利克的20年徒刑減為10年;同年12月16日,其自萊希河畔蘭茨貝格戰犯監獄獲釋。

出獄後,倫杜利克定居於阿特湖畔的阿特湖畔塞瓦爾興並以作家身分活動,亦參與當地政治。其陸續出版多部軍事回憶錄與政治評論著作,包括1952年的《戰鬥、勝利、戰敗》()、1953年的《格拉森巴赫–紐倫堡–蘭茨貝格》()等,另為各類雜誌與報紙撰有約300篇文章。

1957至1958年間,倫杜利克曾被討論作為奧地利自由黨聯邦黨主席的可能人選,後於埃弗丁弗拉漢度過晚年,1971年1月17日於該地去世。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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勳獎章

  • 金質德意志十字勳章
  • 騎士鐵十字勳章(1942年3月6日)
  • 騎士鐵十字勳章橡葉飾(1943年8月15日)
  • 騎士鐵十字勳章橡葉帶劍飾(1945年1月18日)
  • 金色黨章(1944年9月19日)

腳註
參考文獻
;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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