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簡稱國府遷台、政府遷台，另稱大撤退，是指第二次国共内战末期（1949年—1950年間），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因军事失利，带领政府機關、國軍主力及大批文武官员、平民，以及国库黄金、外汇储备和大量历史文物，自中国大陆陆续撤退至臺灣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華民國在中国大陆三十余年统治的彻底终结，奠定了此后海峡两岸至今对峙分治的基本格局，对战后台湾社会形态的塑造具有深刻影响。
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臺灣後，曾长期将反共抗俄、反攻大陆视为国策，以圖消滅中國共產黨政權、收復中國大陸之失土，並透過長期戒嚴以穩固在臺灣的統治。随着时间的推移，反攻大陆的现实可行性逐渐破灭，中华民国政府的施政重点遂转移至台湾本土的建设与民主发展。1996年，經全民直選的李登輝政府上台後，主張中华民国主权与治权僅及於臺澎金馬。不過，依據1991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1992年制定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國大陸仍為中華民國法理上的領土。
背景
地图显示，除臺灣島、海南岛、事实上独立的西藏附近区域以外，当时中共已经控制了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中华民国政府自1928年北伐完成、名义上统一中国后，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从未真正消弭。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面临着战后重建与国共冲突的双重挑战。国共双方于1945年至1946年间进行重庆谈判，签署《双十协定》，然协议并未有效落实，第二次国共内战旋即全面爆发。
内战初期，中华民国国军在兵力和装备上占据显著优势，并一度攻占中共重要根据地延安。然而，随着战局推移，国府在战略指导、派系协调以及经济政策（如发行金圆券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等方面出现严重失误，导致民心流失与军队士气低落。1948年秋至1949年初，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及平津战役三大决战，国军精锐消耗殆尽，解放军取得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的控制权，国府在政治与军事上均遭受沉重打击。
1949年初，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宗仁试图通过谈判争取喘息时间，然谈判以破裂告终。4月下旬，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国军防线迅速崩溃，首都南京随之易手，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岌岌可危。
战略转移与人员、物资转运
随着徐蚌会战的溃败，时任总统蒋中正意识到长江防线可能失守，江南半壁亦难保全，因此开始着手寻找政府的最后退路。在撤退方向上，西南（四川、西康）、海南岛和台湾岛都是备选方案。经过审慎评估，台湾因孤悬海外，拥有台湾海峡作为天然屏障，且在日治时期建成了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被视为作为反共基地的最佳选择。上船撤往台湾。]]1948年起，国府开始进行一系列机密的战略转移准备。早在1948年中，国府即着手将空军机队与部分海军舰艇转移至台湾。自上海、南京运出的黄金储备、银元及外汇，分多批次经由军用航班和船只运抵台湾，其总量据估计约达黄金二百七十余万市两（折合逾百吨），银元约一千五百万余元，这批金融储备日后被用于发行新台币，为稳定台湾经济奠定了货币基础，同时也切断了与大陆财政体系的联系。
据各方史料估计，1945年至1953年间，自大陆陆续迁台的总移入人数超过一百万人。这批移民来自全中国各地，在其后数十年间逐渐形成所谓“外省人”族群认同，成为台湾社会的一部分。
文物转运
由于国军主力屡战屡败，首都南京日渐凶险，1948年底，教育部、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机构负责人，共同商定文物迁台方案，并由蒋中正亲令海军调舰协助运送。
首批文物共计七百余箱，于1948年12月下旬由海军“中鼎轮”自南京下关启航，12月26日运抵基隆，内含故宫博物院所藏古物、图书与档案，以及史语所收藏的安阳殷墟出土文物，并附有包括《南京条约》在内的六十箱重要外交档案。
第二批规模最大，逾三千五百箱，由招商局商船“海沪号”承运，文渊阁《四库全书》即在此批之中。
第三批约一千二百余箱，由海军“昆仑号”承运，其中包含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等国宝；由于人员争相搭船逃难，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甚至亲赴船上疏导，才得以腾出舱位完成装载，最终成为日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馆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亦积极奔走，说服众多学者携带珍贵文献典籍随政府撤台。
国军撤台
国军的撤台行动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分批、多路线地陆续进行。1949年4月，渡江战役爆发后，国军华东方向的防御体系迅速瓦解，上海于同年5月下旬失守，驻守淞沪一带的多个军番号随即溃散，其中较为完整保留建制的部队先行自吴淞口撤往舟山群岛。从上海方向最终撤向台湾的国军，约在五至八万人之间，建制较为完整的第五十二军与第五十四军等部，部分直接海运基隆，多数则以舟山或金门、厦门为临时中转站，其后再分批海运抵台，直至1955年大陈岛撤退后全部撤台。
青岛作为山东半岛的重要据点，在三大战役之后已成一座孤城。1949年4月，蒋中正密令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长官刘安祺择机撤离青岛、转进台湾。6月1日，刘安祺发动青岛大撤退，约八万名官兵得以成建制地转移台湾，蒋中正对此深表满意。
1949年10月，解放军先后发起福州战役、平潭岛战役和厦门战役，驻守福建的国军迅速溃败。
在陆军撤退的同时，海军和空军也向台湾进行了大规模转移。空军在撤退前共拥有数百架各型飞机，除少数投共外，多数飞机到达台湾。空军人员约数万人，其航空工业局、飞机制造厂、发动机制造厂等各类机构也从大陆陆续迁往台湾。海军由桂永清指挥，在撤退过程中承担了大量兵员和物资的运输任务。
至1950年代中期，撤抵台湾的军队总兵力约在六十万人左右。这些部队来自大陆各省，番号繁杂，编制残缺不齐，经蒋中正主导的大规模整编后，大量番号被撤销合并。1950至1952年间，国民党并推行党政军的全面改造运动，清洗失职将领，重建党纪军纪，以期消除大陆时期派系林立、军令不一等积弊。
境外国军
另有两支国军残部并非直接经由大陆撤退，而是流亡境外后辗转经外交斡旋方回归台湾。
其一为广西战役溃败后进入越南的部队，由黄杰率领约两万余名军民，在富国岛被缴械扣押，直至1953至1954年间，经中华民国政府与法方交涉，才取道返台。
其二为在云南败退后逃入缅北的部队，以李弥所部为核心，后在缅甸境内逐步发展至数千人规模，并长期与缅甸政府军发生冲突；在国际压力下，部分人员空运回台，余部则滞留金三角地区。
国府播迁
随着战局的急剧恶化，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一年之内，先后经历了由南京南撤广州、西迁重庆、再移成都，最终迁往台北的四次主要迁移。
迁往广州
早在南京陷落之前，政府各机关即已开始分批南移。1949年1月，外交部率先通知各国使馆，将另移广州办公；2月初，行政院正式以广州为政府驻地，各院部会负责人陆续抵穗，国民党中央党部也迁至广州。4月23日南京易主后，总统府等留守政府机关全部转至广州，以此为据点重整残局。
迁往重庆
1949年10月，解放军发动广东战役，广州局势急转直下。10月7日，总统府便召开会议，讨论迁都事宜，但“迁渝派”“迁滇派”与“迁台派”难以达成共识。
10月11日，随着解放军兵临城下，李宗仁决定陆续将总统府、行政院迁往重庆。10月15日，国府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正式恢复办公，以期凭借西南山地之险阻坚守。
迁往成都
1949年11月，西南战局渐转凶险，解放军势如破竹，11月底已逼近重庆。蒋中正亦在此期间数度赴蓉、赴渝，试图鼓舞军民继续抵抗。11月29日，国府宣布移驻成都。
成都成为国府新的驻地，然其局面亦仅维持数日。解放军于西南战役中快速推进，成都四周防御力量瓦解迅速。12月7日，因李宗仁已离境赴美就医，由行政院长阎锡山主持国政，正式颁布《总统令》，宣布政府迁设台北，并在西昌另设大本营，指挥残余部队在大陆持续抵抗：
12月10日，蒋中正、蒋经国父子自凤凰山机场飞离成都。
正式迁台
1949年12月9日起，中华民国政府各机关陆续在台北开始办公，台北由此成为中华民国实际上的首都，并一直延续至今。
由于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在1949年11月以养病为由飞往香港，继而转赴美国，从此未再返回，1950年3月1日，蒋中正于台北宣布“复行视事”，重新行使总统职权，并将原台湾总督府定为总统府。国府正式迁台后，蒋中正随即着手对中国国民党展开全面改造，台湾开始进入一段政治高压的新时期。
试图反攻
国府迁台初期，面临着极大的军事压力与政权生存危机。当时政府确立了“反共抗俄”及“光复大陆”的国策，将台湾定位为“复兴基地”，宣示终将恢复对大陆的统治。国府在台湾实施戒严，并积极整军经武，准备伺机反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这虽然在客观上解除了解放军跨海攻台的直接危机，但也使得中华民国政府的大规模军事反攻受到美国的地缘战略牵制。
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蒋中正并未放弃军事反攻的计划，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国光计划”。在此框架下，国军提出涵盖敌前登陆、敌后特战、乘势反攻等类型的多项作战计划，以及逾两百份参谋研究案，并多次向蒋中正提报简报。然而美国明确表态不支持反攻行动，加之国军自身的实际战力限制，计划最终未能付诸实施。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逐渐稳固，且成功研发两弹一星，两岸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加之1970年代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及与美断交等一系列外交挫折，使得反攻大陆的现实可行性越来越低。
蒋经国执政时期，国府提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试图通过制度和文化上的优越性来影响大陆。
戰略調整
随着台湾经济的腾飞以及1980年代末期的解除戒严与民主化改革，中华民国政府的施政重点完全转移至台湾本岛。与此同时，两岸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与交流。不過在1991年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1992年制定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時，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仍然視中國大陸為中華民國法理上的領土。
2004年后，中华民国政府停止发行疆域涵盖中国大陆的官方地图，并在此后二十余年内逐渐以“中华民国台湾”或“台湾”代替过去以“中华民国”单独出现的表述。
中华民国政府主張領有台湾之合法性争议
围绕国府统治台湾的合法性问题，学界与法律界历来存在不同见解。
部分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支持者认为，中華民國政府对台湾的主权缺乏充分的法律支持。西密歇根大學政治学系教授克劳德·S·菲利普斯（）于1957年在《政治研究季刊》发表论文，指出蒋中正政府的性质近于流亡政权，其对台湾的管辖权并不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主权行使。就条约层面而言，1951年《舊金山和約》正式终结日本对台湾的主权，但回避了台湾归属问题，使其在国际法上未被明确划归任何国家。
另一方面，亦有论者援引战时同盟国的文件，主张台湾归属中華民國具有法理依据，认为1943年《开罗宣言》及1945年《波茨坦公告》等文件中已表明将台湾交还中华民国的意向，国府据此接管台湾具有一定的法律基础。
參見
*相關術語
** 兩岸分治
** 第二次國共內戰
** 國民黨政府
** 臺灣戰後時期
** 動員戡亂時期
** 中華民國在台灣
** 在臺復校
** 在港復校
*類似歷史事件
** 平王東遷
** 衣冠南渡
** 建炎南渡
** 明朝南渡
** 鄭成功攻臺之役
註釋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 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www.mocsr.com 遷臺歷史記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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