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条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1950年2月14日缔结的一项关于同盟、集体安全、援助与合作的双边条约。它取代了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条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冷战对峙的背景下签署的，源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一边倒”（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外交政策指示和约瑟夫·斯大林关于扩大苏联在东亚影响力的战略思想考虑。毛泽东前往苏联签署该条约，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两次离开中国之一。该条约为中苏合作与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它为中国提供了安全保障，扩大了两国经济合作的范围。然而，该条约并没有阻止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急剧恶化。

1979年条约到期前，邓小平希望中国不要与苏联谈判，除非苏联同意中国的要求，例如从阿富汗撤军，从蒙古和中苏边境撤军，以及停止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

历史背景
雅尔塔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确定了苏联战后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外蒙古从中国独立，恢复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其地缘政治领土安全。为此，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于1945年2月11日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协议，苏联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而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来说，它希望苏联尽快加入对日战争，支持国民党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作为回报，美国将帮助苏联说服国民党承认苏联在外蒙古的合法政权

利益趋同
正式成立。]]
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获胜，从根本上改变了亚洲和远东的格局，迫使苏联重新评估和调整其对华政策。

尽管成功的军事行动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但长期战争给共产党政权留下了满目疮痍的工业基础，其中部分原因是国民党空军在内战后期对工业中心地带的猛烈轰炸。例如，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国民党空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和工业目标进行了26次空袭，其中1950年2月6日对上海的轰炸最大，对当地工业造成了严重破坏，并因电网瘫痪而使生产停止。中共领导人很清楚他们所面临的形势，不仅缺乏财政援助、设备和工业工厂，而且缺乏能够指导、管理和重启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的合格专家。苏联外交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科扬负责与毛泽东就援助问题进行谈判，他报告说，他的中国同志在政治上很老练，但对经济的了解非常有限。毛泽东认为与带有“帝国主义”和“干涉主义”含义的马歇尔计划相反，苏联的援助被定义为来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国际支持。中苏之间的兄弟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连贯的意识形态框架，这推动了条约的签署。斯大林认为，中国的加入“形成了一个强大、团结的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了一个比资本主义更真实的社会主义国际合作框架。谈判双方达成协议，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需要由一项新条约取代。双方还就旅顺港问题达成协议，斯大林同意从旅顺港撤军。然而，双方并未就中国长春铁路达成完整协议。尽管斯大林同意缩短1945年协议的期限，但斯大林拒绝了中国将铁路管理权移交给中国并增加中国资本份额的请求。

条约草案于1950年1月23日由苏方首次递交给中方。周恩来立即在晚上以一份中国草案作为回应。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包括下列条款：防止侵略、为和平与安全采取国际行动、援助条款、禁止结盟、放弃对日单独谈判、协商条款、经济文化合作互助。双方一致认为，该条约的有效期应为30年。该条约、协定和照会于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署。

长春铁路、旅顺港、大连
双方同意在1952年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之前，将长春铁路的所有权利和相关财产全部转让回中国。

大连港的所有权将连同由苏联在双方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下临时管理的相关财产一起移交给中国。

在中国方面，苏联的援助是重建和恢复的最重要最可行的手段。因此，中国面临着援助和修改国民党政府签署的中苏条约中承认的外蒙古独立之间的权衡。人们对建立中苏合资企业也感到不安，毛泽东认为这体现了苏联一定程度的家长作风和不信任。此外，苏联的贷款也不是免费的。斯大林要求将中国剩余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资源全部出售给苏联作为偿还。1954年至1959年间，中国向苏联供应了16万吨钨矿、11万吨铜、3万吨锑和9万吨橡胶。然而，考虑到这项条约对双方的利害关系，这些都没有阻碍最终协议的达成。

影响和遗留问题
中国
艺术家伊万诺夫作《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万岁》]]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在中国经济体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确保了新成立的共产党政权的生存，并为共产党中国从长期战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破坏中恢复做出了贡献。也就是说，苏联的援助，包括技术、设备、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物质的援助，为中国的计划经济、国有企业和不同行业奠定了基础。苏联援助在短时间内大量涌入，取代了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本积累功能，并大大减少了获得知识和技术技能所需的时间，而这些知识和技能往往需要几代工人的实践和学习才能获得。此外，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中国赢得了急需的国际支持，抵消了资本主义集团实施的经济封锁、400种商品禁运和军事威胁的影响。

全面援助也改变了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的工业格局。在条约签署之前，中国约70%的工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19世纪西方列强与清政府在那里进行贸易。相比之下，苏联援助的项目主要位于中国的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优化了中国工业的空间分布，促进了以前欠发达腹地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苏联体制的缺点
伴随苏联援助而来的是僵化和过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和计划经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任何承认市场机制积极作用的尝试都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令人印象深刻的资源调动能力、大规模的工业工厂建设和糟糕的生产管理和协调机制之间也存在制度上的不匹配。斯大林主义模式固有的独特缺陷也表现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中。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快速工业化不成比例地将国防和重工业列为优先事项，而民用和轻工业的重要性被淡化并成为次要事项。

中苏关系与国际体系
一方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促进了中苏兄弟般的关系，改变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力量平衡。苏联被视为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仁慈的“老大哥”，这在中国社会和政治话语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条约条款还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团结，加强了其与资本主义集团的对抗，并为中国巩固权力和统治合法性做出了重大贡献。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和与中国签署的条约，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提供的援助相吻合，表明了冷战框架下的美苏大国争夺势力范围，苏联通过这种框架确保了中国新崛起的共产主义政权维护其在远东的利益。

另一方面，在双方的外交交往中，中国领导人经常呼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点，包括“农民包围城市”、“土地革命”和“城市内部的秘密和公开斗争”，这些都是基于中国背景的改编，与苏联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解释有很大的分歧。这些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苏交恶埋下了种子。《中苏联盟：国际史》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潜在的家长式苏联建议计划和多年的互动产生了对苏联参与的意外怨恨，这类似于提醒了中国人民帝国主义。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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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reaty.mfa.gov.cn/tykfiles/20180718/1531876373629.pdf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文版]

参见

•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外蒙古獨立、控苏案
• 一边倒中苏交恶
• 中苏边界冲突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