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陈方案

梁陈方案，即《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是1950年2月由中国城市规划学者梁思成和陈占祥联名提出的北京城市规划方案。该方案反对苏联专家提出的改造北京旧城、在天安门一带建立行政中心的方案，提出保护旧城、在北京城西的三里河一带建立新的行政中心区。梁思成和陈占祥在方案提出后仍进行了多次修改，但也因此受到政治迫害，此后淡出北京城市规划工作。虽然方案在政治上并不受认可，但政府还是采纳了部分意见，在三里河一带建立了“四部一会”的政府办公区，同时方案的整体可行性仍存在争议。

背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占领北京，并在北京扶持名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傀儡政权，北京为该政权名义上的首都，在京日本侨民由占领前的4000多人增长到4.1万，北京人口由1936年的155万增长到1937年的173万。由于北京人口增长和日侨增多，日侨在城内生活不便，因此日本人占领北京后开始重新对北京进行规划，以满足日侨居留和长期经营

日本人对北京的规划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城市总体规划，虽然借鉴了田园城市、卫星城市、工业城市以及城市分区、保护城市自然生态等现代规划思想，但它完全放弃了对旧城的改造，极为注重租界性质的日本人聚居区，后来的北平工务局局长谭炳训评价其意图将“繁荣中心即将完全转移于日本人掌握之新街市，使北平旧城区沦为死市”，委员会在日本方案基础上编写《北平-{都市计划}-资料（第一集）》，“北平市都市计划之研究”报告则提出了改善基础设施、修缮古迹发展旅游、发展文化教育区、建设近郊新城区为卫星城四项原则，不仅延续西郊新城区规划，还要将西郊建设为卫星城。随后，工务局提出的草案还提出保护旧城、以西郊为基础发展卫星城、设计环路及沟通郊区的线路、城墙上设立公园并建设运动场等公共设施、城外西南集中建立住宅区等计划，并且在交通方面提出新建城内干线、设计放射状路网、调整铁路客货运总站以预备建设平津间高速铁路、设计西郊新市区与城区之间的地下铁路、恢复运河航运功能、新增西郊机场等意见，并且全案采用了居住区、商业区、混合区、风景区、绿地区、美观区的分区规划。在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战场节节败退的大背景下，这些构想也始终难以得到实施。。当年5月8日至6月13日，中共接管的北平市政府在召开-{都市计划}-座谈会，邀请华南圭、梁思成、刘致平、朱兆雪等专家与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有把北平转变为生产城市、建设西郊新市区、改善城门交通以及城区分区等：梁思成后来回忆自己当时不是很理解生产城市的意义，在会上指出北平不具备重工业条件；座谈会上讨论最多的还是建设西郊新城区的议题，华南圭、梁思成和曹言行都提出以现代规划学说改造西郊新城区，梁思成和曹言行二人也正对西郊成为政务区之后的规划提出设想，最后时任北平市长叶剑英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也支持建设西郊新城区的想法；会上最后决定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5月15日，在北海画舫召开筹备会议，5月22日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正式成立，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会委任建筑局测量西郊新城区，并授权梁思成带领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团队设计规划草案，直到8月份华南圭还在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重申新城和旧城并立的主张。

，黑色代表其设计的临街政府工作大楼]]
1949年9月16日苏联专家抵达后，苏联专家的方案逐渐压过了原先的西郊设计方案。聂荣臻十分看重巴兰尼克夫的方案，在11月14日召开了关于报告的访谈会，苏联专家的两份报告最后汇编成《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报送北京各机关以供参考]]
梁陈方案提交之后，并未得到政府的回应，于是梁陈二人在1950年4月10日再度上书周恩来请求批示，结果仅仅10天后北京建设局的朱兆雪、赵冬日就提交了《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与梁陈方案针锋相对，再度提出将行政中心建设在旧城区为此，三里河回民公墓这一明清时期北京最大的回民墓地被迁移至西北旺（习惯上回民一般不迁坟）。

Hua's_Design_for_Urban_Planning_of_Beijing.png |华揽洪设计方案
Chen's_Design_for_Urban_Planning_of_Beijing.png |陈占祥设计方案
Final_Design_for_Urban_Planning_of_Beijing.png |北京市市委最终决定方案

评估与分析
梁陈方案最终没有受到采纳，其原因也是众说纷纭，当时就有许多学者对方案可行性有不同看法，随着2003年新华社主任记者王军出版的《城记》重新引起社会各界对梁陈方案的关注，也有学者以多元化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份方案。梁陈方案被否原因既有政治因素，也有可行性考虑，对其的评价一般可以归纳三种意见：一种是吴良镛为代表，认为梁陈方案条件不可行且设计不尽合理；另一种则是认为梁陈方案高瞻远瞩，既可以保护古城风貌，也可以形成合理的城市结构；最后一种则是两者的折衷，认为在当时条件下方案不可行，但有一定合理性。

据梁思成的学生陶宗震回忆，他当年在看完梁陈方案后当即向老师指出梁陈方案可能导致新德里和旧德里一样的贫富差距悬殊，随后他同梁思成实地考察后认为新城规划用地面积实在过高。北京市委的薛子正也认为梁陈方案涉及中央政府的组织架构，超出北京市委的权限职能，或被理解为对中央指手画脚，同时原案缺乏新旧城之间的具体道路规划，梁思成也曾表示认可。陶宗震认为梁陈方案并非正式的规划方案，仅仅一份文件和两张附图，经梁思成本人同意已经演化为“四部一会”和范家胡同机关用地方案并落地实施，所谓梁陈方案可以解决北京城市问题仅仅是以讹传讹和过度神话。。同时王军也对反对者所强调的经济成本进行反驳，他引证北京建设局在1954年的座谈会记录，当年很多政府机构就因为旧城改造花费昂贵、牵扯面广、土地紧张拒绝搬迁到市中心，苏联方案并不如梁陈方案节约、省事；苏联专家一再强调的可以利用原有基础设施早在1962年就已经不堪重负，虽然经过多次大拆大建，最后仍在旧城办公的政府机构也不多，多数也非新建而是借用文物建筑办公。清华大学的曾昭奋教授也认为梁陈方案借鉴了当时国外的先进知识，如果实施既可以保护古城，又可以促成多中心发展的格局，而中科院院士戴念慈也指出梁陈方案的新中轴设计有利于北京摆脱原有格局限制，实现更灵活的发展格局。朱自煊和郑光中两位教授都认为虽然梁陈方案在经济上不具有可行性，但在文物保护、注重区域联系和减少交通压力、避免在旧城建设工业等主张合理并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