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旗营仅存的一景，是一座砖石筑成城中之城，称杭州驻防城、杭州满城、子城、内城，雅号柳营。
建立初期
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清军由南京直抵杭州，明潞王朱常淓开城投降。但是，杭州的投降并没有令南明势力的彻底退出，鲁王政权和弘光政权都在杭州近郊与清军反复拉锯，南明营地最近者离杭州不过十里。清军在杭州城东南的清泰门、望江门、候潮门一带征用民房、设立营垒，与绍兴的南明鲁王政权隔钱塘江对峙，是为八旗设营之始。事实上，清军此时已经在凤山门之外修建了一座小城，相对而言占据杭州周边高地、军事意义更大，但或是由于生活不便，顺治五年（1648年）清政府以“为江海重地，不可无重兵驻防以资弹压”为由下令八旗进城圈地，外城随后被废弃，八旗在城内强征民房作为营房。顺治七年（1650年）清政府又以满汉杂处、滋生事端为由要求另立营地，勘地事宜交由浙江总督张存仁、浙江巡抚萧启元两位汉人处理，二人最初建议在杭州城北偏东、相对空旷的梅登高桥、水星阁一带修建营地，但八旗兵丁更倾向于在邻近西湖、更为繁华、居民密集的城西修建营地，最后在朝廷仲裁下还是选择杭州城西修建旗营。
旗营的建立首害在于圈地，“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由于八旗选取的是杭州最繁华、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在圈地之后这些地方的百姓旋即遭到驱逐、流离失所，根据康熙《仁和县志》的记载，“此方之民，扶老携幼，担囊负签；或播迁郭外，或转徒他乡；而所圈之屋，垂二十年输粮纳税如故”，官府所能做的不过是“慰其离居”而已，浙江巡抚朱昌祚也感慨“杭人六次播迁，一枝莫寄，宵啼露处之悲、琐尾流离之状，目击凋残，补救无术”。虽然修筑杭州旗营的本意在于隔离满汉，约束八旗在地方横行霸道的恶劣影响，但时值顺治十八年（1661年）朱昌祚的奏折中仍可见当时旗人的恶行——“或横行市肆，短价强买；或凌虐铺行，白拿货物；稍有违忤，则立刻伤残；小民畏之如虎，无不饮恨吞声”、“于山僻人家勒索酒食、淫污妇女……截捉士民挑驼搬运，恃强抢夺，至肩挑小贩无不受其荼毒，非拳打脚踢则刀背皮鞭，地方侧目，无不忍屈吞声”，更有甚者在墓地抢劫百姓、偷拿祭品，乃至于强行霸占孔庙官学用放牧场地和不法活动的基地。对于旗人的各种恶行，官府往往束手无策。例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杭人因不堪旗人“营债”（高利贷）之害在武林门罢市抗议，官府为平息民愤抓捕旗人手下时反而受到旗人围攻；朝廷不得不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任命趙士麟为浙江巡抚处理此事，赵士麟发现此时旗人發放的“营债”居然有30万之巨，商议裁减“营债”并由官员筹资偿还，并约束了旗人发债和在城门口骚扰百姓的行为，杭人感念趙士麟，在西湖边为他建立了生祠。虽然额定有数千骑兵，但由于八旗生计问题，旗营为了节约经费并没有饲养相应的马匹。根据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杭州将军的报告，当时营中养马600匹，为了节约每年3730两经费计划裁去280匹马，然而由于旗营内士兵生活窘迫，因此没有马匹饲养的八旗士兵照样可以拿取养马经费，并且将从裁马省下的经费中拿出700两补贴贫困旗人，这也为杭州旗营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杭州八旗的素质在乾隆朝后期以前尚称劲旅，这一点可以从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南巡视察看出。康熙从二十八年春开始五次到杭州视察旗营，每次都有犒赏、赐宴、赐匾等奖励，乃至于自己亲自参加旗营骑射，在第一次视察时候留下诗作：“羽林将士重分防，吴越名区古要疆。讲武正宜清宴日，人人技自擅穿杨。”乾隆视察时不仅赏赐旗营，还降旨让旗营官员全体进官一级、兵丁各赏一月钱粮，他在二十二年视察杭州旗营时留下诗作： “旭丽惠风轻，广场试阅兵。百年偃虽可，一日备领明。气励熊罴旅，勇轩组练晶。诘戎伊古训，证敢诩升平。”然而二十七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来视察时，乾隆屡次称自己因手臂受伤无法骑射，最后一次托称年事已高，由皇子代为骑射。在这一次视察中，旗营士兵或从马上掉落，或箭箭虚发，引得乾隆勃然大怒。乾隆听闻杭州将军宗室富椿沉迷听戏，将自己钟情的戏班冠名将军班，一气之下将其彻底革职，并作为负面典型在各将军中通报，但杭州旗人在他离开后因其体恤下属反而为他建立了生祠；五十六年，乾隆以“骑射平常”、“复好安逸”为由再将杭州旗营的两位协领降职；五十八年杭州旗营有40多位官员被新人将军参奏处分。乾隆五十二年杭州旗营出战台湾，在台湾“打仗不甚奋勇”，甚至有人临阵脱逃，在撤退时还有士兵嫌走路太累，又担心如果坐轿子轿夫会逃跑，于是雇佣船只，结果在中途沉没溺亡，乾隆听闻此事后甚至怀疑杭州旗营使用其它款目违例雇轿。统治阶级将八旗腐化的原因归咎于汉人，康熙二十四年皇帝批评杭州旗营“渐染陋俗”，乾隆更是强调国语骑射、满洲本色，但都没有挽回旗人的腐化。
太平天国战争
自康熙朝三藩之乱、台湾之役后，杭州旗营几乎没有参加过重大战役，而自削减“营债”后也再无与平民冲突的记录，逐渐融入到杭州当地的生活中。乾隆朝的杭州旗人武艺不断退步、满语也越发生疏，所说的汉语也夹杂杭州口音。为了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乾隆皇帝也不再要求驻防八旗将遗骸运回京城，而是允许杭州旗人在驻防之处置墓地、遗属留在原驻防，杭州也从京城旗人名义上的“出差之所”逐步变成了杭州旗人事实上的乡土。杭州旗营深受江浙科举风气浸染，在嘉庆朝不仅在获得了在杭州府和浙江省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还创设了专供八旗子弟读书的梅青书院，杭州的旗人也是各地八旗驻防中科举中榜概率最高的之一。为了解决旗人生计问题，杭州旗营不仅鼓励科举，还参与钱塘江海塘的修建，甚至会派人到乡下为农民捕捉蝗虫。作为主管杭州城门开闭的机构，旗营不仅按照杭州的习俗节日调整门禁时间，旗营自身的门禁也逐渐松动，乃至于成为杭州平民新年观看花灯最为热闹之处。杭州的旗人廷玉受到厉鹊的《东城杂记》启发作《城西古迹考》，把旗营视作杭州城内与汉人的“东城”相对的“城西”，这本书也受到了杭州汉人的欢迎，甚至有汉人读完后按照书中所说游历旗营的各处古迹。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陷江宁城（今南京），对江宁的驻防八旗展开屠杀，并将江宁作为首都天京，杭州作为距离江宁最近的省会也受到战事影响，江宁之屠给了杭州旗营极大刺激。然而，虽然太平军早早攻陷了江宁，但清政府在江宁周边布置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将太平军牵制在天京周边，江宁之战后几年间太平军都没有对杭州构成威胁。随着清军在咸丰九年（1859年）加大了对天京的围困力度，太平军为解天京之围决定“围魏救赵”，忠王李秀成率兵从安徽出发抄小路奇袭清军后方的杭州——当乔装成清军的太平军于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十一日抵达杭州城外时，杭州将军瑞昌还不相信这是太平军，而他此前分拨旗营兵丁镇守浙江与安徽边界上的独松关、千秋关等地，调来的乍浦旗营援军则在塘栖见势掉头；由于江苏的清军仍在围困天京而不愿分兵，邻近的援军也难以在太平军围城前赶来，浙江巡抚罗遵殿不敢出城迎战，太平军很快就在十九日围困了杭州，并在二十七日炸毁清波门段城墙突破外城，巡抚罗遵殿等人也在城中自杀。杭州城破之后，旗营仍在抵抗，瑞昌及其副都统来存、佐领杰纯率领八旗残兵在涌金门一带与太平军巷战不敌，退守旗营，旗营的妇女也上阵据守营城，还有一位宁波的锡箔匠在太平军试图炸毁旗营城墙时向瑞昌通风报信，旗营在满汉军民的协助下抵抗6日并最终等来了援军，江南大营张玉良所部赶到后与旗营里应外合，清军追击至孝丰、余杭、富阳等地。《柳营谣》的创作也获得了当时的文学大家俞樾的支持，俞樾弟子张大昌身为杭州的汉人也惋惜旗营的损失，也搜集地方文献资料写了《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较三多更为全面。
旗营投降后，浙江军政府都督汤寿潜与旗营代表贵林就旗营之缴械、发饷、保安、谋生达成一致，双方同意在军政府保证旗人安全的前提下旗人交出武器、成为平民，但军政府应该向八旗发放3个月军饷作为过渡。然而在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德济告贵林父子私藏军火，阴谋反叛”，军政府在汤寿潜离开杭州、没有告知汤寿潜的情况下将贵林父子紧急处决——此事也说明了当时杭州的氛围并非军政府人士所自矜的那般和平，虽不及荆州、镇江的排满屠戮之混乱，但是满汉矛盾之阴霾仍令旗人恐惧，即便旗营已经投降，汉人仍对其极为防备。据旗人迎升回忆，当时有汉人民军谎称旗人谋反而分发武器，意图攻打已经缴械的旗营，立宪派的汤寿潜、陈黻宸都不相信旗营会叛乱，阻止了民军分发武器，而革命党的褚辅成、陈时夏散布谣言称立宪派与旗人勾结。除了贵林之死，军政府由于自身财政困难也没有按期向八旗发放粮饷，导致被拖欠粮饷的部分旗人到杭州将军德济府前讨要军饷，而军政府为“维护秩序”抓获两人就地正法。
拆除改造
File:前清浙江巡抚衙门被炸之状.jpg|辛亥革命中被炸得只剩下残垣断壁的浙江巡抚衙门
File:Provincial_Law_Courts.jpg|内部拆除一空、仅剩远处城墙的旗营
File:Magistrate's yamen next door to association site.jpg|改建为杭县公署的原旗营都统衙门
File:Converting a city wall, which was torn down on a lake front, into ballast for modern streets in Manchu City.jpg|拆除湖滨城墙，修建湖滨路
File:A "steam roller" - The way the streets were rolled.jpg|正在压路的工人
File:Public garden, or park, on lake front. At foot of street passing Association site and less than ten minutes distant.jpg|城墙拆除后的湖滨
File:A finer crushed stone on top, ready for surface dressing. The building is a large mat shed in temporary use as a theater.jpg|旗下内建立的西湖共舞台
改造旗营为新市场其实是清末立宪运动中就已经在1908年的浙江咨议局第一届会议上提出，当时是由汉人之熊文与满人之裕祥两位议员联名提出，一来发掘沪杭铁路开通后的商机，二来解决旗营内八旗生计问题，三来使满汉杂处、缓和民族矛盾，但是这一提案在当时受到了旗营内部分人士的抵制。辛亥革命后，随着旗营的投降以及大量旗人为求生计被迫离开旗营，壮丁被送往远郊转塘一带务农
参见
*湖滨街道 (杭州市)
*江宁满城
*西安满城
*成都少城
*福州驻防
*广州驻防
*京口旗营
参考文献
引用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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