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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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義，孫文稱為武漢首義，或作武昌起事，是1911年10月10日（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清朝新军等力量在中国湖北武昌发动的兵变，旨在推翻清朝统治，是狭义辛亥革命、建立中華民國的開端。

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湖北革命党人闻情激愤，共進會和文學社遂决定联合，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武装起义。在清廷將部分湖北新軍調往四川平定保路運動之際，留守湖北之新軍中的革命黨人遂計畫在1911年10月16日發動革命。但10月9日事跡敗露，導致革命黨人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遭處死，新軍中的黨人害怕被追究，躁動不安，10月10日晚間黨人金兆龍、程定國因為偶發事件槍擊排長陶啟聖，釀成變故，熊秉坤、蔡濟民、吳醒漢等革命黨領導人於是先發制人，齊集猛攻湖廣督署，湖廣總督瑞澂出逃後督署陷落，至12日攻陷武漢三鎮，成立鄂軍都督府。11月，清軍沿京漢鐵路反攻，收復漢口與漢陽，但革命己獲多省響應而無法逆轉大局。

武昌起義是湖北新軍中受到孙中山與民主主義思想影響的士兵和下級軍官發動，湖北文學社和共進社領導人大都是中國同盟會會員

文学社成员张难先回顾说：自张之洞将湖北学生中“激烈者，派赴东西各国留学，吾鄂人士，始有亲炙总理之机会矣。吴禄贞、傅慈祥、戢元丞、刘成禺、居正、田桐、石瑛、胡秉柯诸志士，一闻总理之主义及计划，倾诚归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闻教之后，即偕吾鄂全体留学生，标示革命，传播江浒。或则创办《湖北学生界》、《汉声》等杂志唤醒邦人；或则转刊《黄帝魂》、《孙逸仙》、《革命军》、《猛回头》，以运动军队；或则致书乡人，以期宣传之普及；或则组织团体，以冀主义之实行。自庚子以还，形形色色，奔凑咸来。外而东西留学生，内而军学两界，其倾向革命之热情，如雨后春笋，暴发于满山之间。各机关纷纷设立，前仆后起。迨辛亥义旗一举，满清即亡，实早植基于此矣。”

湖北最早的革命团体是以吴禄贞为首，于1903年5月13日成立的武昌花园山机关。当日晚，朱和中、吕大森到吴禄贞住处晤谈，做出三项决定，一是与各地同志联络，二是将同志介绍入军界，三是寻孙逸仙期与一致。1908年4月，湖北军队同盟会开始酝酿。由于军队同盟会急于在武昌大举，秘密暴露，仅数月时间就停止了活动

与此同时，湖北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于1907年8月成立，“并以同盟会之总理为总理，直同盟会之外府也。”共进会认为：“革命之成功与否，全视军人为转移。倘得军人多数赞成，则其成功之易，可断言者，否则赤口空拳，其如数十镇雄何？”。9月14日，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湖北分会负责人居正的推动下，文学社与共进会在雄楚楼刘公寓所宣布联合。至武昌首义前，士兵参加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达5千人，占湖北新军总人数三分之一。但他们三人一时都不能前来，而形势的发展已难以等待。金兆龙還擊，并和陶啟聖扭打，陶啟聖武藝較高，將金兆龙壓制，程定國过来帮忙，以槍托举枪將陶启聖擊傷，待陶倒地，背後開槍打中陶啟聖，前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八营代理管带阮荣聞聲赶来試圖以槍彈鎮壓，相继被程定國击毙。军营大乱。这时第八营正目（班长）共进会总代表熊秉坤立即鸣笛集合，正式宣布起义，向楚望台进发。

起义行动
武昌城内的第八镇第十五协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陆军测绘学堂全部学生赤手空拳，奔向楚望台。守库的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左队士兵起而响应。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经过熊秉坤劝说，第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接受起义士兵推舉，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

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陆军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兵第八标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

10月10日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学习的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同盟会员），第一时间得知起义发生的情况，立即将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组织起来，潜出校外，将清军南下的唯一大动脉漕河铁桥炸毁。漕河铁桥被炸，清军南下镇压起义运动的行程被耽搁，这不仅极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义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为革命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事赢得了充裕的时间。

民国西施
起义军攻总督轅門，湖广总督瑞澂师爷张梅生建议死守，而瑞澂的汉人小妾廖克玉，同情革命党，死劝瑞澂离府，去长江上的楚豫号兵轮上指挥镇压。瑞澂一离轅門，反而指挥失灵，清军大乱。辛亥革命之后，廖克玉受到宋教仁的接见，被称为“民国西施”。

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镇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覆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镇司令部。湖北軍隊提督张彪在水師統領陳得龍帶兵保護下由文昌門退出武昌。

10月11日凌晨1時30分，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
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10月11日晚，驻防汉阳兵工厂等处的士兵祝制六、胡玉珍率众起义，占领汉阳。10月12日汉口光复。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華民國，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10月12日，起义军发布了《宣布满清政府罪状檄》、《布告全国电》、《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布告海内人士电》、《致满清政府电》等，在这些文告中揭露了清政府镇压人民，行同虎狼，厘金杂税，搜括民膏等八大罪状。起义军宣佈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廢除清朝宣統年號，改用黃帝紀元，宣統三年改爲黃帝纪元4609年。軍政府建立參謀部、軍務部、政事部、外交部。以谘議局大樓為辦公地，以十八星旗為軍旗。为维护和发展工商业，軍政府还发布了安民和免税等公告，抨击清朝苛政，豁免恶税。宣布除盐、酒、烟、糖、土膏各税捐外，所有统捐局卡一律永远裁撤；除海关外，所有税关，一律永远裁撤。

起义爆发时，黎元洪任新军21混成协统领，在武汉地区清军中地位仅次于最高领导人张彪。早在起义前，革命党人内部便有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建议。

黎元洪在起义前后的立场是不赞成革命的。被推举为都督后，他仍十分犹豫，提出都督当为刚出狱的革命党人刘仲文或胡瑛担任。此语一出，一时起义军内部谣言四起，甚至谣传黎元洪绝食自杀。直到黎元洪为了制止起义军方面的顾忠伟残杀满人的行为而传出一道口諭，称：“勿得滥杀旗人，革命党是文明的，顾某如此胡闹，是野蛮行为，余不取也！”关于黎绝食自杀的传闻才告平息。此后，在都督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由于黎元洪态度消极，朱树烈以举刀自杀相逼，黎元洪方才郑重表示：

总计武汉三镇之役，革命军的牺牲人数，据张难先记载：“辛亥武汉光复，殉国有姓名可纪者只三十二人。无姓名而确记数字者，四千二百八十余人。死伤浑列者，为二千三百七十余人。受伤专列者，为一千七百三十五人。武昌仓卒发动，无明确记载，以卫生队殓埋之纪载考之，为数亦复不少。汉口初九至十二日浑战四昼夜，汉阳十月初六、初七浑战两昼夜，均无纪载。合伤兵不治而死之数，约计总在万人以上。”当时有一湖南长沙致各报馆的电报愤言：“冯国璋、王遇甲甘为满奴嗾使，为神人所共愤，天地所不容。现已派暗杀党百余人，非歼其全族不止。湖广公达。”声称要对滿人的走卒施以刺殺报复。

在这41天之中，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先后独立。关内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山东四省仍然效忠清廷。故阳夏保卫战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重大的意义。

汉阳失陷后，黄兴退到武昌，湖北军政府即召开军事会议，黎元洪主持。黄兴认为汉口和汉阳已失，武昌难以固守，主张率领鄂湘两军转移攻取金陵。黄兴的主张被多数人反对，参谋范腾霄说：“汉阳既已不守，武昌又拟放弃，试问还有什么能力可以攻取金陵，如果湘鄂两军尚可用，则武昌当然可守。”这一席話使大家热烈鼓掌，故最后会议决定继续死守。会议结束后，黄兴偕李书城、汤化龙、胡瑞霖、陈登山和黄中垲等乘船东去。

阳夏战争与京汉铁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3日，湖北提督张彪率自武昌败退之清军残部占据大智门车站，意图与北洋军会合反攻武昌，此时萨镇冰亦将军舰开到刘家庙附近江面。面对如此形势，黎元洪下令革命军渡江，是以，革命军接管玉带门与大智门站，此即是阳夏保卫战的开端，而第一场战斗就发生在江岸车站。

18日，革命军对江岸站发起两次进攻皆以失败告终

据田桐称，武昌起义后，各国驻汉口领事起初对革命政权颇为敌视，以“义和团”视之，德国领事甚至主张向武昌民军开砲，此事为法国领事罗氏（Ulysse-Raphael Reau）所阻。因罗氏与孙中山熟识，“适刘仲文草一布告，署临时大总统孙文之名”，罗氏在会议上声称“武昌布告，临时大总统为孙文。孙文，我之老友也。其人所言，主张共和政体，甚有规模，安可以义和团目之？”各国驻汉口领事团遂严守中立，并颁布中立文告。

12月1日，蒋翊武、吴兆麟与袁世凯军签订停战协议。12月2日，苏浙联军攻克南京城。12月12日，起义的十四省代表齐集南京开会。12月17日，各省代表会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同日荆州府光复。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中華民國建国。南北議和亦被袁世凯中断。但不久，临时政府即与袁世凯达成妥协。2月12日，清帝溥仪正式颁布退位诏书，清朝灭亡。

与中国同盟会的关系
严昌洪指出，文学社和共进会虽不是同盟会的下属组织，但在组织、纲领和人事上都从属同盟会。文学社的源头是日知会和同盟会，日知会的不少骨干是同盟会员。共进会继承同盟会之宗旨及总理，共进会员如刘公、居正、孙武等，都兼有同盟会员身份，共进会甚至接受同盟会的资助。当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时，二者都取消了各自团体的名称，而共同拥戴同盟会的领导。在纲领上，孙武等人起草的《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在总则第一条首揭革命宗旨为“推倒满政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随后发布的《内务部关于保存实业的告示》明确宣称:“谋将来实业之发达，而筹民生主义之进行。”完全继承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人事上，起义领导人熊秉坤视孙中山为精神领袖，在发难前自称:“所有会党都以孙逸仙为共主，当然都是孙党。”发难后，湖北革命党立即邀请同盟会领袖主持大计。由此可知，武昌起义，是同盟会长期革命的一次成功结果。

封从德指出，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義，原本才是同盟会的工作重心，全国其它地區則準備策應。黄花岗起義失敗後，原來準備策應的各地區，组织得以存续，继续筹备起义。因為已有組織基礎，故武昌起義爆发後，全国各地得以迅速響應。并且武昌起义顺利成功，得益于独特的有利环境：一是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出笼「皇族內閣」；二是「皇族內閣」成立的第二天，清廷就宣佈「鐵路國有」政策；三是抽調湖北新軍去四川鎮壓保路运动。武昌起義成功具有偶然因素，但同时是孙中山多年带动革命风潮的必然。总之，武昌起义成功是同盟会长期革命积累的结果。

纪念
立像，位于武漢纪念武昌起義的“首义廣場”。背后是武昌起義次日建立的中華民国軍政府鄂军都督府旧址。該建筑原為湖北咨议局，建于1900年，现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為紀念武昌起義創建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政府以该事件的发生日期－10月10日为国庆日（双十节），每逢國慶時均有一定规模，如烟火、阅兵、游行等庆祝活动。民間亦有自發性的慶祝活動，如「我愛國旗嘉年華」。

抗戰勝利後，當年參加武昌起義的革命黨人相繼回到湖北武昌，於1946年6月15日成立「辛亥首義同志會」，選出第一屆理監事，由居正當選為理事長，並獲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致電嘉勉，撥贈國幣一千萬元作為團體事業基金。隨後張助武、周政、孫剛、孫莒凡等後裔亦於1948年10月在武昌湖北省參議會成立「武昌辛亥首義後裔聯勵會」，並選舉張希文為理事長。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於國共內戰失利後，隨政府遷台的起義志士張知本、趙恆易、馬超俊、王世杰等人決定在台復會，與後裔聯勵會合併，更名為「中華民國辛亥武昌首義同志會」，奔走數年後，於1965年6月6日在台復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双十节作为“辛亥革命纪念日”在中国大陆予以纪念。中国大陆各地一般均有纪念活动。2011年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武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武漢辛亥革命博物館
廣東辛亥革命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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